警告：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

许知远 邓瑾报道
因过去十年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与日渐升温的中国概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正在稳步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出售中国》（Ｓ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是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通过将近400页的论证，他得出了一个与传统思维迥异的结论，在中国如此令人羡慕的高额国外直接投资（ＦＤＩ）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忧伤的现实——中国蓬勃的对外开放，是以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代价的，高额的ＦＤＩ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远非健全的金融体系。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西方语言泡沫中，黄亚生的声音显得特立独行。他说比起1990年代，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更为平衡，也更为有效，因为它使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在2003年7－8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中，他与合作者Ｔａｕｎ Ｋｈａｎｎａ得出了一个更为不合潮流的结论，即长期来看，印度可能会超越中国。因为前者更富企业家精神，微观经济的运转更为良好，而后者过分依赖国外投资所带来的出口导向增长。 1980年代初离开中国的黄亚生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明显距离，他的观点或许不够正确，却足够启发你的思路。2004年2月14日，他与《经济观察报》的两位记者交流了他对这些观点更为详细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中国概念是吸引ＦＤＩ的主要因素吗？
黄亚生：在1990年代，中国的特性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不够。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民营企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我看来，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是由于中国本身体制的不合理性。外资对中国的贡献是正面的：它代替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它还带来了竞争机制。从效果上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199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繁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经济观察报：吸引外资政策实行这么多年，到现在， 该怎样评价这样的政策？
黄亚生：我反对的观点是：只有外资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韩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却是依赖外资最少的经济体。“拉美恐慌症”跟中国有类似的方面，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优惠过大，不注意发展本国有效益的企业。 经济成功的模式已经被探索出来，虽然成功模式具有细节上的差别，比如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作为经济主导，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经营体制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支持有效益的企业而不是没有效益的企业。 我们可以分析江苏和浙江两个省。1980年代中期，它们都是沿海省份，浙江在吸引外资方面要落后于江苏，但浙江不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有自己的商会，一种非正式的经营体制支持着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以后有竞争力的企业肯定在浙江。浙江经验说明，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 外资的引入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遭遇的教训是，其引进的投资是靠企业本身的盈利进行的再投资，从获得外资的效果来看是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这部分资金流动性很大，如果有风吹草动，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引入外资的确也有很多好处，有些外国企业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但我们的企业需要考虑能否用合同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技术。虽然在医药、航空、软件等产业，外资进入具有产权保护，国内企业很难用合同方式获得先进技术，但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应该考虑通过合同方式引进技术的收益大，还是通过股权方式带来的收益大，而并非仅仅考虑采用股权的方式。此外，企业也可以花较少的钱到国外去雇退休经理，韩国就曾经这样做。
经济观察报：外资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黄亚生：世界上只有非常少的国家经济主体依靠外资，而且这种情况只适合比较小的国家，比如爱尔兰、新加坡等。而且，一国经济对外资依赖过高，经济基础往往较差。
经济观察报：那么，如何解决过分依赖外资的情况？
黄亚生：要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1999年宪法修改后，承认民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现在正在检讨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发展落后了。它们发现，吸引外资还得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而民营企业却可以自己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例如水管、电话，甚至机场，这还有利于缓和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 本地企业永远愿意在本地投资。而外资企业肯定对投资地的投资环境要求非常高。只要对本国企业没有歧视，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将会相当大，而付出成本又很少。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劳动就业机会非常少，大多数就业机会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另外，国有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
经济观察报：你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印度可能超过中国》认为，印度的外资利用比中国好它的私营企业更为强大，它在未来更有希望，但你似乎没有提到印度的太多缺陷，它的经济表现也一直不如中国？
黄亚生：刚好相反，我们恰好看到了它的缺点：它吸引的ＦＤＩ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它还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它的硬件很糟糕……它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不过它的资本市场、银行、法律制度等软件方面的情况都比中国好。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大量投资带来，而非经济内在活力产生。在中国这么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却没有相应成功的大企业。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投资失败跟政府投资失败，成本完全不一样。市场经济能保证民营企业投资失败的成本不用平摊给社会，政府投资失败的成本则要由整个社会来付出。我支持民营企业有两点原因：第一，总的来讲，民营企业投资决策水平比政府要高一些，失败的可能性更低一些；第二，民营企业即使投资失败，其成本大部分由自己承担，不由全社会承担，社会成本相对较低。
经济观察报：199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推动力是来自国家投资吗？
黄亚生：1990年代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国家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相当高。我们能看到中国银行坏债比例很大，美国的银行经营效益大约是8％－9％，在日本都能达到2％，在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这是很难让人想象的情况：资本如此短缺的国家，其运用资本单位的收益率这么低。这说明很多投资是没有收益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针对坏账的根本性研究。 我比较担心，1990年代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在这么高增长时银行还出现这么高的坏账比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是1％－2％的时候怎么办？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坏账比率是50％－60％。中国坏账比率达到40％－50％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中国的金融却从未出现外国学者所担忧的崩溃现象？
黄亚生：这种现象非常有意思。1960年代，一个美国学者通过民意调查发现，中国老百姓非常信任政府。后来，老百姓对国营企业的信任程度高于外资企业，高于民营企业。这种信任心理对于维护金融秩序有很大作用。但是，谁也不清楚这种心理何时与怎样从一个极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这种心理发生了变化，危机就可能到来。
经济观察报：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1990年代？
黄亚生：外国人更喜欢1990年代，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他们对1990年代的领导也非常欣赏。但1980年代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人民需要利益驱动，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而非冲突。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黄亚生：总的来看，政府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有些方面，比如民营企业改革问题，到现在政府都没有解决好。我还担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对民营企业压制过度，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的关系过分密切。政府应该是中立的，否则会影响人们创业的积极性，政府要创造一个中立的经济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黄亚生：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很多工业政策不是不起作用，但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大，而且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 韩国、日本的产业私有化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尽管家族企业造成很多弊端，但毕竟为私人所有，它们会更灵活地调控自己，这就是它们的制度基础。在四小龙中，除了新加坡国家所有制在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外，其他三小龙主要都依靠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