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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14, 2006

德龙:工业革命之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14日 11:21 和讯网-《财经》杂志

  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

  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为何来得如此之晚。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蒸汽机的应用,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但在那之前1500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就已经了解到了蒸汽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在工业革命之前600年,南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几乎所有关键特征,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范围、劳动分工程度、金融系统的专业性,甚至铁的产量。当然,在18世纪的英国,自然科学知识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但将科学运用于技术和工业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中国呢?乔治梅森大学的尼克萨博(Nick Szabo)将我们的视线引到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引到了18世纪末叶,英国教友派信徒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论及自己丈夫的一封信上——“他总是谨遵上帝与耶稣的戒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浸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之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达比家族是英国最显赫的企业家世家,也是教友派信徒。这个教派相信,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朴素的生活,并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因此,达比家族工作非常刻苦,而且将其获得的利润投回制铁业。他们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无意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而是让后代一心一意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因此,比起古代地中海和南宋,英国的企业家技能和斗志较少地被寄生性的上流社会所侵蚀。

  达比家族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强有力的英国法律体系对其财产权利所给予的保护。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也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甚至让他们的事业一度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护。

  众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试图压低宗教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辩驳说,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地球上每个角落么?难道不是带着各种文化、各样信仰的人都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么?

  事实是,与已经在良好运转并迅速扩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是一回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初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要容易得多。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已经使从事工商业变得如此轻松,不再需要超群的坚韧意志和内在动力。但回到200年前,在一个充满农夫和地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统治阶层能够聚敛巨大财富的时代中,就需要那样的意志和动力——这在那些认为视自己为上帝奴仆的人身上最常见到——去获得企业的成功,而不是将利润变成土地财富或政治地位,如此,才可创造一家历久不衰的工商企业。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南宋。它们都缺乏一套强有力量的法律体系,也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此世禁欲主义”(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精神。

  通观世界史,绝大多数追求财富者都以获取舒适生活为目的,而对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怀有宗教精神的企业家,则将财富作为上帝的恩宠来追求。

  总之,工业革命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法律系统,从而保护并培育私人财产权;也需要一些深具使命感的企业家,努力扩展其企业并最终改变世界。

  如果有前者而无后者会如何?18世纪的法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曾牢固树立起对财产权的保护,而且煤炭资源丰富,对纺织品和铁的需求也很大,但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如果有后者而无前者呢?其结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见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勇于自我牺牲,毫不贪恋物质财富,热切地想要将他们的国家变得伟大而繁荣——但他们失败了。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热情必须被引导到可以持续创造财富的方向上去。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晚,而是它竟然来得如此之早——因为,它的发生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一个能让财产权免于掠夺性侵害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限制其自身对企业征敛权力的政府,和一些愿意献身于企业的企业家。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仅在公元1800年,这四方面因素就因缘际会,解开了历史的谜题,启动了经济与社会的现代进程。如今,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会,让我们紧紧把握,切勿浪费。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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