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 安德森 印度能複製中國模式嗎?
就算在印度學者眼中,印度不能像中國般的成長,中國經濟發展真如他們認知,是一條望塵莫及的路?
過去幾週,我和同事很幸運地在出差途中,遇到許多知名的印度經濟學家與學術界人士。我們因此有機會就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發展,交換彼此的看法。
在討論有關中國的經濟發展議題時,他們完全一致的結論著實令我感到驚訝。他們認為印度不太可能達到像中國一樣快的經濟成長,最多就是做到「印度式的成長」,也就是每年六%的穩定成長。
更有趣的是,他們連推論過程都一模一樣。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政府帶領的成長模式。政府人為地將大量的儲蓄,拿去做大量的投資。
印度是一個民主政體,不可能、同時也不想累積那麼高的儲蓄,或投入那麼多的資本。而且,印度因為公部門運作上的限制及區域主義盛行,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吸引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FDI)。因此,印度就不可能仿照「亞洲模式」,也就是追求勞力密集型的出口成長。
然而,這樣的推論錯誤解讀了許多中國經濟發展表面上的現象。中國的發展歷程,其實和過去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印度目前的發展,似乎也在類似的軌跡上前進。因此,大家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迷思,必須要釐清。
迷思一:中國的成長是由政府推動
一般人認為,中國所追求的經濟成長,因為忽視投資報酬率,浪費了許多資本,也扼殺了創造價值的重要。如果這個看法是對的,那印度模仿中國模式就是自找麻煩。但是,若從整體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結論就會不太一樣。
比較中國模式與過去東亞國家的經驗,我們會發覺兩者的發展過程幾乎完全一樣。中國、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都依賴極高的投資率與資本形成,同時生產力也快速地成長。
數據也顯示,兩者都有類似的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資本投入。中國與她的鄰居們,也都同樣地經歷了從低附加價值轉向高附加價值出口的歷程。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扮演主導的角色。只是中國政府的主導性,並沒有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可以創造出八%到九%的高成長率,擁有類似人口的印度,同樣也可以辦得到。
迷思二:高儲蓄率是中國特有現象
比較中印兩國過去二十年與東亞國家在成長期的儲蓄率,中國以四○%的比率遙遙領先,日本及東亞國家三○%,印度則只有二五%。但最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大約被高估五到十個百分點。
而且,印度的儲蓄率在過去兩年已增加到三○%。所以印度、中國及東亞國家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迷思三:印度出口無法趕上中國
目前印度人口仍然在快速成長,但在無法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的情況下,在農業部門之外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就變得非常重要。
雖然印度的服務業發展非常成功,但服務業並無法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依照中國及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發展勞力密集型製造業,是開發中國家創造收入成長的第一要件。
印度辦得到嗎?每一位我遇到的印度經濟學者,都認為不可能。他們認為,印度在雇用勞工、薪資與輕工業規模上有太多的限制。再加上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印度吸引的外資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
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可議之處。
當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推動經濟改革時,情況比今天的印度還糟。絕大部份非農業部門的勞工,不是在政府部門工作,就是在國營企業任職。勞工的限制非常多,私有企業非常少,而私有資本也完全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國外直接投資每年大約只有二十億美元,比今天的印度少得多。
中國的經濟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對外開放,政府當局對市場化的改革也是興趣缺缺。此外,當中國的出口經濟開始起步時,並不是由中央政府所帶動,也不是減少限制的結果。最初的發展,是一些香港製造商在廣東省邊界設立工廠。為了要創造就業機會,地方政府寧願不顧政策上的限制,提供許多誘因吸引投資者。
直到約五年後,當中央政府發現其他省份也開始效法廣東的做法時,才真正開始推行全國經濟自由化。
從以上的中國經驗來看,目前印度的發展,幾乎就是一九九○年代早期中國的翻版。出口佔GDP比重一五%,出口成長率約一○%到一五%。
因為中國平均薪資的增加,已經開始給低階出口產業帶來一些壓力。印度也許會在勞力成本方面愈來愈具有吸引力。所以,未來五年,印度的出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長期的成長前景是樂觀的。(作者為瑞士銀行亞洲區研究主管,辜樹仁譯)
過去幾週,我和同事很幸運地在出差途中,遇到許多知名的印度經濟學家與學術界人士。我們因此有機會就中國與印度的經濟發展,交換彼此的看法。
在討論有關中國的經濟發展議題時,他們完全一致的結論著實令我感到驚訝。他們認為印度不太可能達到像中國一樣快的經濟成長,最多就是做到「印度式的成長」,也就是每年六%的穩定成長。
更有趣的是,他們連推論過程都一模一樣。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政府帶領的成長模式。政府人為地將大量的儲蓄,拿去做大量的投資。
印度是一個民主政體,不可能、同時也不想累積那麼高的儲蓄,或投入那麼多的資本。而且,印度因為公部門運作上的限制及區域主義盛行,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吸引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FDI)。因此,印度就不可能仿照「亞洲模式」,也就是追求勞力密集型的出口成長。
然而,這樣的推論錯誤解讀了許多中國經濟發展表面上的現象。中國的發展歷程,其實和過去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印度目前的發展,似乎也在類似的軌跡上前進。因此,大家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迷思,必須要釐清。
迷思一:中國的成長是由政府推動
一般人認為,中國所追求的經濟成長,因為忽視投資報酬率,浪費了許多資本,也扼殺了創造價值的重要。如果這個看法是對的,那印度模仿中國模式就是自找麻煩。但是,若從整體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結論就會不太一樣。
比較中國模式與過去東亞國家的經驗,我們會發覺兩者的發展過程幾乎完全一樣。中國、日本與亞洲四小龍都依賴極高的投資率與資本形成,同時生產力也快速地成長。
數據也顯示,兩者都有類似的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資本投入。中國與她的鄰居們,也都同樣地經歷了從低附加價值轉向高附加價值出口的歷程。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扮演主導的角色。只是中國政府的主導性,並沒有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可以創造出八%到九%的高成長率,擁有類似人口的印度,同樣也可以辦得到。
迷思二:高儲蓄率是中國特有現象
比較中印兩國過去二十年與東亞國家在成長期的儲蓄率,中國以四○%的比率遙遙領先,日本及東亞國家三○%,印度則只有二五%。但最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大約被高估五到十個百分點。
而且,印度的儲蓄率在過去兩年已增加到三○%。所以印度、中國及東亞國家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迷思三:印度出口無法趕上中國
目前印度人口仍然在快速成長,但在無法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的情況下,在農業部門之外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就變得非常重要。
雖然印度的服務業發展非常成功,但服務業並無法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依照中國及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發展勞力密集型製造業,是開發中國家創造收入成長的第一要件。
印度辦得到嗎?每一位我遇到的印度經濟學者,都認為不可能。他們認為,印度在雇用勞工、薪資與輕工業規模上有太多的限制。再加上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印度吸引的外資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
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可議之處。
當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推動經濟改革時,情況比今天的印度還糟。絕大部份非農業部門的勞工,不是在政府部門工作,就是在國營企業任職。勞工的限制非常多,私有企業非常少,而私有資本也完全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國外直接投資每年大約只有二十億美元,比今天的印度少得多。
中國的經濟在當時幾乎完全沒有對外開放,政府當局對市場化的改革也是興趣缺缺。此外,當中國的出口經濟開始起步時,並不是由中央政府所帶動,也不是減少限制的結果。最初的發展,是一些香港製造商在廣東省邊界設立工廠。為了要創造就業機會,地方政府寧願不顧政策上的限制,提供許多誘因吸引投資者。
直到約五年後,當中央政府發現其他省份也開始效法廣東的做法時,才真正開始推行全國經濟自由化。
從以上的中國經驗來看,目前印度的發展,幾乎就是一九九○年代早期中國的翻版。出口佔GDP比重一五%,出口成長率約一○%到一五%。
因為中國平均薪資的增加,已經開始給低階出口產業帶來一些壓力。印度也許會在勞力成本方面愈來愈具有吸引力。所以,未來五年,印度的出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發展,長期的成長前景是樂觀的。(作者為瑞士銀行亞洲區研究主管,辜樹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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