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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01, 2005

林行止 誰主兩制 重重弔詭

信報財經新聞
2005-11-30
林行止專欄
假設香港明天便有雙普選,你道誰將當選行政長官?是曾蔭權連任?還是民建聯、民主黨、自由黨的黨魁或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其中一位成員?立法會的議員名單,又有多大改動?

  理性地推算,筆者認為馬上普選行政長官,曾先生以高票當選的機會是十拿九穩;至於普選立法會議員,料變化亦不會太大。換句話說,以筆者的觀察,有沒有雙普選,「台上人物」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十八個區議會就《政制發展五號報告建議方案》表態,當中只有兩區不予支持,但是市民已清晰看到《方案》他日能在立法會通過的機會微乎其微;如果未來的發展果真如此,那是反映區議會不足以傳達民意?還是立法會議員脫離了群眾?

  以上二個問題讓人意識到當前的香港政情是多弔詭!

  推論曾蔭權會於假設中的普選勝出,是憑其公務員背景、工作表現及不同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大都顯示他是「眾望所歸」而達致;這等於說,香港市民的投票結果與中央政府的「欽定」─別說「大選舉團」(不管是八百人還是一千六百人)並非全聽北京指揮吧─不謀而合,這種「巧合」當然包含了中央及時(若非江澤民退休,「及時」便要延宕)棄董用曾的省悟。可是,由於授權來源有別,曾蔭權現在是由中央「賞識」然後選票「加身」,那與港人憑自由意志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認受性便有天壤之別。

  過去幾星期,政府在推銷《方案》上,既有「教車師傅」真傳的策略性「攻門」程序,又鑽「拳頭不打笑臉」的空隙,以看似玩世的嘻笑方式,用俚俗的語言,推銷北京認可的政改「進」程,軟硬兼施、花樣百出的手法,其予人的觀感是特區首長之行事,強烈體現了受命於北京因而以中央俯允的一套為指針,未有從港人立場出發,向北京爭取更為明快的政制發展步伐。對於強烈要求民主的鬥士們、又或只是從泛民主派的人士看來,曾蔭權無疑是秉承權力來源的旨意、維護統治者的主張;更偏激的社群,則會指責他是藉北京授予的權力打壓、恫嚇本地民主派!連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起碼要求,也沒商量。

  上述想法的擴散,將會加快結束曾蔭權與港人的政治蜜月期,對他今後的管治威信,必有非常負面的影響。沒有制度發展的配合,曾蔭權極其量只是一名比其前任老於行政經驗的優秀公務員(consummate public servant,這是港英末督彭定康對他可圈可點含褒帶貶的評語)。如果曾氏以聽命「今上」的公務員心態當行政長官,沒有與港人協力同心的氣度與魄力,他將會在管治上得不到群眾的和應而困阻重重;要是他以港人為念,處處以港人利益出發,其「失寵」於北京,不得中央支持的危險性又極為明顯,這是大家心裏有數的現實。曾蔭權最終將是港人尊敬的領導還是中央器重的命官,那是他的關鍵性選擇,亦是港人難以掌握的另一弔詭情勢。

  董建華當年在毫無對手之下幾乎全票連任,突顯了推選行政長官機制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如今中央找到較佳的人選取代,香港人的怒氣降了溫,可是如此一來,卻反映了香港已墮入人治的窠臼,不是制度化的公平遴選,沒有明確推動選舉制度的進程,其無助於現存制度之改進,彰彰明甚。

  北京以一國之尊,干涉兩制的運作,對於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只是小事一樁,甚至不會放在議事日程上;但是對於崇尚(也許說習慣了較恰當)法治的香港人,可行、有效、合理的政治制度遠為重要。香港人心裏明白,通過普選推舉行政長官和議員,未必就能選出合適的理想人選,但是不稱職不符民望者難以立足,或屆滿不得不鞠躬下台,或未任滿便可能被彈劾落台……。在普選制度之下,像董先生般連任而一再貽誤港事以至殘害他的自尊心的鬧劇,絕對不可能發生。制度的不合理,害了群眾,害了香港,害了董先生。中央領導人英明神武,卻在董氏連任上露了底,令港人對曲線體現中央任命的大選舉團信心全失!

  彭定康勳爵口舌便給,雖然有新意的內容不多,可是在他的口底筆下,盡都活龍活現,動人心弦,這是一流政客的基本功;他否定落實普選會使香港政局不穩之說,語雖泛泛,且屬老生常談,卻說到了港人的心坎裏。在港駐紮重兵、對社會各層面均深入滲透的北京,其實對香港實行普選不會造成任何不穩的情勢,早有估計,可是她對傳統親中共的「圍內人」上位,未有把握;「圍內人」能否被選中固然是一重考慮,就是當選了,他們是否具備理順香港事務的能力,北京亦不無懷疑。此外,北京對「突然親中」的香港俊傑不放心,放不下手,於是普選之訴求遂連畫餅充飢的「時間表」、「路線圖」也提不上來。

  不過,話得說回來,港人對普選的態度絕非毫無保留。多數港人一方面嚮往並追求建立開明民主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則並不十分信賴民主黨派的政治質素和管治能力。此外,香港目前面對結構性的經濟困難,更非港人在政治上真正當家作主便可應付,加上當前管治班子的辦事效率還算可以,相形之下,市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迫切性便顯得相當軟弱了。

  十二月四日上街缺乏迫切性,卻並非沒有理由,因為曾先生上台後並無採取或暗示將會採取新政策新措施以彌補「建華八年」在「分權分勢」上的缺失,那是漠視市民的民主訴求,其實多數港人並非強求即時民主,他們要求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不過分,政府堅持《方案》一成不變,沒有退讓餘地,大概是「強政勵治」的表現,實際卻是令人無法理解的執,如此強橫,擺明若非接受政府的安排便實行拉倒的態度,其與有容乃大、為群眾服務的領袖胸襟相去何止千萬里?

  遊行前夕,北京大員再度出動,於十二月二日南下深圳,與香港的民意代表及社會賢達商談政改,那是中央致力淡化京港在政改立場之分歧,緩和上街的緊張?還是曾蔭權公然把主導特區政制發展大權雙手奉還中央的一種表態?對曾氏有厚望者能不忐忑!

  特區行政長官要在中央的主意和香港的民意之間允中允正,那是一份極度弔詭的使命,需要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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