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序言

序言

一九七一年，巴黎首映了一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影片《忧愁与怜悯》，它使三十年来关于“抵抗”的那些战时传说都开始站不住脚了。这部影片认为，“合作”乃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远远不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胆小如鼠的维希官员和一小撮不爱祖国的妇女里通纳粹国防军的例外现象。它还认为，要是在一九四〇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那末法国人民就很可能举国一致地投票赞成贝当同德国侵略者达成全面停战的协定。《忧愁与怜悯》这部影片表明：尽管戴高乐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些神话，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时，法国同情贝当分子的人们才开始有所转变。《世界报》的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该影片时写道：“只是从那以后，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合作’原来是桩大大上当的交易，在这往交易中，他们的德国‘伙伴们’根本不按什么规则办事，而只是一味勒索，‘把你的表交给我，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点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倒并没有被这类问题和疑团搞得如此混乱。不论是在大陆中国或在台湾，肯定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忧愁与怜悯》这样的影片，而且看来大概日后也不会有。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巨变把这一切都吞没了，而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全神贯注着这场巨变。不过，人们偶尔也能听到这种议论：大家对中国的贝当——汪精卫——搞合作这个一度曾是重要的争论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日本占领中国所造成的窘困局面仍然历历在目，怎能事隔一夜就会被人们遗忘呢？最近举行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特别使我形成了这个论点。在会议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评论一篇有关汪精卫的论文时首先就提到：今天，只要提一提汪精卫的事就足以把他那个本来是平静而又和睦的家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使他们互相之间好几个星期拉长了脸，彼此连话都不讲。

提出有关战时合作这一有争论的问题的是日本人（至少是学术界这个阶层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在探索以下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一部分，或许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许多国家对于它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形象都是很关切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少有几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被迫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日本的学者和为报刊撰写文章的作家们一直在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着反复的评论：中日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以及一度甚嚣尘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等。

不单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通过重温中日之间八年战争的历史而得到教益。随着我们美国自己的亚洲战争进入了第八年（反正从东京湾事件开始算起已是第八年了），我们肯定也可以从多年前的那次战争，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古典军事家孙子“持战以久，无国获利”这句名言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些在中日战争中走合作道路的人，满可以把孙子的这一警句作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座右铭。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协助我为写本书做准备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特别要向《日本翻译家》杂志的主编嘉纳勉表示谢意，因为本书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当我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间在该杂志担任工作时进行的。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在多方面帮助我，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列举他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要是每个写有关日本的书的作者都有嘉纳勉先生这样的朋友，那他就太幸运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角田顺博士为我安排了许多次访问，而且他对日本现代史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

那些接受我访问的先生们，对于本书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张嘉璈、陈春辉、金雄白、今井武夫、高宗武、李圣五、J·I·陆、松方吉三郎、松本重治、冈田洋次、清水董三（我悲痛地获悉他已于一九七〇年去世）、陶希圣、牛场友彦、和山崎重三郎等。我要感谢何炳贤先生，他不仅接见了我，还主动地为我同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进行初次会见作了安排，为我提供了照片，通过信函回答了我大量的问题，并且当我们在香港逗留期间招待了我和我的全家。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的殷勤款待。我还要感谢曾仲鸣夫人，她接见了我的妻子，并慷慨地送了我本书所用的许多照片。我想对上述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说句话：当他（她）们读到那些回忆起来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本书将不辜负他（她）们对我的信任。

我还要对曾审阅和评论我的论文（它是本书的前身）的教授们表示感谢：托马斯·史密斯、莱曼·范斯莱克和克劳德·巴斯。对许多曾经慷慨地支持和鼓励过我的朋友们来说，我现在才表达谢意既是为时太晚，而且也是很不够的，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肯·巴特勒和约翰·巴尼特——我应该单独表示感谢。对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作，我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戴维·曾和阿伦·保罗两位，在使我熟悉该馆的藏书和资料方面特别关心我、帮助我。感谢马场章、会择正治、高姆包扎布·汗金和亨里埃塔·罗等诸位所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富布赖特委员会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

如果要把我对我妻子巴巴拉·希普勒·博伊尔的协助部一一列举出来的话，那一定会使承印本书的人负担过重。尽管这样，在结束我对大家的致谢之前我不能不对她的耐心、体谅和信心表示感谢。要是她在以上任何一方面不全力支持我的话，这本书也许根本就写不出来。

约·亨·博伊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奇柯城

197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