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洲 恐嚇就是恐嚇 與詩無關

2005年11月10日

對許多有過政治熱情的台灣人，近年來政局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恐怕不是「亂象」，而是「庸俗」。剛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不亂嗎？有個美好的想像在牽引著，再亂也不以為意，反而視為必要之惡，是邁向理想社會的過渡期。目前的朝野傾軋、藍綠惡鬥則不然，權力反客為主從手段變成目的，改革二字徒留其形，音已走調，義被假借、轉注，彷若一位來自天國神聖不可侵犯的仙女降臨凡間成為一位沿街拉客的妓女。




11月7日，詩人杜十三(本名黃人和)涉嫌打公共電話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遭逮捕。

歹戲拖棚媒體推波
政客們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歹戲拖棚」的劇碼一再重播；媒體的推波助瀾，人人感同身受，「演戲瘋，看戲憨」，醉話震天價響，醒言瘖啞無聲。這也不打緊，反正政媒原本就是權力核心的要角，問題是在權力無法直接操控的民間社會中，似乎也無法倖免「庸俗」病毒的入侵，於是，原本充滿才氣的歌手會唱出「李登輝飼著一隻狗」－－謾罵、粗暴的政治歌曲；號稱前衛多藝的詩人會去威脅殺人全家－－弱智、怯懦的鄙劣作為。
其實不難想像，「意識」先行的輿情會對杜十三的行動作出什麼樣的評論，藍色的墨水一潑：他是英雄；綠色的濾鏡一照：他是罪犯。且讓我們站在透明的位置來仔細瞧瞧，還原他應有的色彩。
杜十三事件，媒體將焦點集中在他的詩人角色。詩是最具想像力的語言，以精煉的形式來傳達豐富的意象；詩人則是創意的文字加工者，將紛飛的思緒形塑成篇章。只要瞭解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便會質疑：杜十三的作為與詩何干？唐朝中葉的杜甫身逢安史之亂，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他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社會寫實詩作，後世尊為「詩聖」。酒醉之餘，隨興打一通潑婦罵街式的電話，何詩意之有？同樣姓杜，相去何止千里？
政局上的「庸俗」如同病毒般地滲入到台灣社會的每個角落，杜十三事件便是個例子。或許有人會問：詩人的另一角色也是公民，為何一定要用他的筆來做為武器？沒錯，誰能強制一個人的扮演角色，投筆從戎也是他的自由。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當權之前，就是個詩人，也曾是囚犯；知名的諾貝爾獎詩人聶魯達，擔任過大使，也被放逐流亡過。這兩人的生平事跡，無庸贅言，自身就是精彩絕倫的敘事史詩。而杜十三被捕後，其致歉口吻竟與尋常的刑事犯無異，同是詩人，情懷操守高下立判！


台灣已非革命年代
革命家的「英雄式」行徑，有著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雖然史筆「成王敗寇」，但絕不會出現搖尾乞憐的造反者。筆者不是在讚頌「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暴力英雄，台灣目前也絕非「革命的年代」，只是當「求仁得仁」僅變成一句空洞的台詞，不禁讓人想到1970年發生在美國的「刺蔣事件」，主角之一的黃文雄在被壓倒在地逮捕時喊了一句話：「讓我像男子漢般地站起來。(Let me stand like a man)」當年的黃文雄，32歲，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事件發生後，逃亡26年，直到1996年才返回台灣，公開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