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铁肩辣手”办《京报》 被反动军阀杀害

2005-12-29 11:57:08　来源: 法制晚报(北京)


邵飘萍




邵飘萍故居






邵飘萍激励同行的四字条幅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成为中国著名的报人。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他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最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邵飘萍就义已近80年，纪念邵飘萍，本身也就是对现在媒体人员的激励。

　　从一介秀才到中国首位“特派记者”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1906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

　　1912年他到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3年内3次被捕。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揭露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本质，从此名扬国内。袁世凯称帝后，邵飘萍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总计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他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五四”运动时因揭露曹汝霖等人的卖国罪行，《京报》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他再次流亡日本。

　　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妙”字改为“辣”字，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宴席上的新闻机敏

　　北京大官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让他们不得不见、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他还广泛交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

　　按照邵飘萍的要求，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无论何时都要保持一种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状态。“新闻脑”要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要“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一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泄露了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方大惊失色。

　　1920年段祺瑞下野后，邵飘萍返京复办《京报》，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当时的邵飘萍已经成为国内声名显赫的人物。

　　军阀特刊历数人民公敌

　　邵飘萍素有“新闻救国”之志。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

　　朋友出面诱捕军阀杀之后快

　　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布《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