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如何定义我们的商业年代

　　　中国是一棵大树。置于世界之林，这棵大树要怎样看才对？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想看个明白的人又如此之多，是为难。时近2005年年末，《中国企业家》杂志确定了一个视角——“商业年轮”——请了多位名家，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



他们究竟看得怎么样？请读者品评吧。

　　“商业年轮”当然是一个借用和比喻。早年我在完达山伐木，知道大树的年轮，要放倒之后才看得到。这是说，凡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树已经成为历史。要观察生机勃勃的树木活生生的年轮变化吗？我们非要有钻入树心的本事不可。可是那样一来，见到了树木，又不容易再见森林。

　　观察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识说，没有参照系，我们看不清任何事物；可是选错了参照标准，事物就面目全非。当年上海最高的楼宇是国际饭店，以二十四层之尊雄视大上海几十年。90年代后上海开放，30层以上的摩天楼拔地而起数千座。今天到浦东金贸大厦最高处，你不容易找见昔日的上海国际饭店。同一座饭店，在不同的参照下看，是那么的迥然不同。

　　这才不过比楼宇高低而已。经济是多面体，可观察的维度多到难算，要怎样看才八九不离十？人各有法，我们先不要指望有统一的答案。“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苏东坡说的。看同样一座山，因为角度不同，就有“岭”和“峰”的不同。所以，看经济吵起来很正常。我们只能知所适从，不需要互相完全同意，有点启发就很好。

　　我自己通常研究很小的经济现象。张五常教授说的“落手落脚的调查研究”，是平生所爱。不过看枝节要从大树上选取，大树又要放到树林里观看，所以有时候也要观察经济整体的变化。自己喜欢两个法门。一曰“远”，就是离得远远地看大势；二曰“简”，永远选最简单的指标，自己容易掌握的。

　　为什么远看重要？中国经济很大，是第一个理由。经济总量还不是大到不得了，但人口举世无双。十几亿人的活动，近看乱作一团，非远看一下不知其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与世界打成一片。作为一个人口居世界第一、产量(以汇率为基础的GDP算)占世界第六的大国，进出口占经济总规模的70%以上，从来没有见过。英国工业革命后卷入世界制造业市场竞争的人口，以百万计；美国独立并进入工业革命后，以千万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参与，竞争人口以亿计；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东南亚一起上，以几十亿人算。非要很远地看，不管细节，看清大局再说其他。

　　“远看”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把观察者自己的好恶、价值评判等等隔离开来，不让这些凡人必有的主观因素情影响观察的客观性。经济观察比自然观察更为困难的地方，在于观察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会严重干扰观察过程。远一点，再远一点，就可能减少干扰。读到“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时候，觉得自己渺小。既然微不足道，清楚地知道自己怎样看也影响不了经济大势，看问题的客观程度就可以提高。

　　“求简”也重要。经济现象本来复杂，做不到化繁为简，寸步难行。不少经济学家擅长在复杂中表现本领，动辄几十、几百、几千联立方程，不算到天昏地老不罢休。有因此得了诺奖的，但这一手将来有没有人问津，是大疑问。关键是这种办法自己的“投入产出”效率令人生疑，观察、分析经济的包袱太重。

　　信息是人类的沉重负担，所以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法则是以简驭繁。以比较优势定律为例，多少年来在经济分析中屹立不倒，就是凭简单取胜——以关键产品和要素的相对生产率差别，就推断不同国家经济布局的不同和变化。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经济世界其实很简单。2002年美国一位专家调查中美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结论是存在30倍的差距。仅此一点，就知道世界产业布局还要大变。

　　是的，几十倍的工薪差，使劳力廉价的经济具竞争优势。但是至少还有两点很重要。其一，如果劳动力素质(包括工作精神、技能和掌握的知识)过低，其价廉的优势要打折扣；其二，如果组织廉价劳力从事生产活动的经济制度成本过于昂贵，廉价劳力优势也无从发挥。中国在1978年时劳力比后来远为廉价，但那时在世界市场上根本看不到“Made in China”，原因就是廉劳优势被过低的生产率和高昂的制度费用抵消到尽。是改革开放大举降低了中国的制度费用，竞争力就蓄势待发。不过劳力素质的提高需要时日，在激励机制对头后，要等学习曲线的累计性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90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开始有看头。制造业领先也有据可循——率先开放的就是制造业，制度成本降的急速；金融和其他改革落后，表现落后顺理成章。

　　这是一种看经济的办法。总共就用三个变量：生产要素的价、质及生产的制度费用。比较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公司与公司，都看这三个变量。要估计经济趋势吗？也看这三个变化趋势。为什么认为中国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就是与发达经济比，中国的要素之价依然很低，而质量的提高和制度费用的继续下降，皆有极大的余地。

　　挑战是什么呢？全球格局因为中国而大变。今天走开放路线的可不仅仅只有中国。后起之秀已经开始发力：他们或拥有成本更低的要素，或经济素质在某方面有竞争力，而大肆改革降低制度费用的势头，很多不落当年中国之后。我们自己呢？生产要素(劳力、土地、环境、能源、原材料)之价因高速增长而开始急升，核心部门的改革一再拖延，如果技术和生产率进步的速度不足以抵消前两者，经济增长势头就可能转变。

　　看清大势，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为评价各种建言和主张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我很欣赏陈志武教授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主张。历史上，多由居上升地位的经济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这在当今，不但有助于中国发挥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对坚持本国的改革开放有促进作用，可以帮助进一步降低制度费用，从而保持竞争力的持续。讲过了，未来中国的命运依赖核心部门的改革，既然以开放促改革是重要的经验，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就不仅具有对外的意义。

　　也注意到李稻葵教授的见解，比如他点到了“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的无效性”。如果稻葵的意思是，“改变市场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尚没有发挥主导作用”，那我就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作为进出口比重这么高的经济，能源价格与国际价格大幅度脱节，讲什么“资源利用效率”都是南辕北辙。不要误解，以为改变水、油、电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会提高要素之价，从而侵蚀中国的成本优势。错的。价格机制将遏制资源流向低生产率的地区、部门和行为主体，恰恰会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提升中国的竞争力。

　　还是请读者来鉴赏本期的各家之言吧。岁末年初，是打量中国经济的恰当时候。既然大家都关心，不妨一起来横比竖比，远看近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会拨出特别的篇幅，记下当前中国的商业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