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扶贫何价？

几个月前贝加（G. Becker）发表文章，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或有保留。我在《信报》以长文回应，行家说行话，大家的看法略为不同。

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二十年前邓小平说要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经济发展走市场的路，资金集中会鼓励较大的投资，虽然基本上国家是靠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地建造起来。今天国家是建造起来了，还远为不及，但有看头，个别地区看头了不起。贫富悬殊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出现。没有像印度等地区来得严重，而我自己的调查，中国穷人的生活不是某些夸张的报道说得那么差。不管怎样，协助劳苦大众——尤其是协助他们自力更生——是重要的工作。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中国以县为经济核心的体制，是我知道的体制中最可取的。沙石仍多，说不通或很有点胡来的困难存在，但撇开沙石，正在冒出来、开始形成的体制实在好。沙石当然要清理，不少细节要修改，但基本上是执到宝，千万不要让不知就里的“专家”左右，把宝物作废物处理。

　　(二)这制度促成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对扶贫有一种自动机能，作出大贡献。是的，在地区竞争下，有土地但人手不足不容易发展起来，于是大家招兵买马，争取人手，地区政府对居民重视。个别的不良例子是题外话。

　　这些年，北京上头早就只眼开只眼闭，容许人口自由流动，是经济增长奇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最近某些地区开放户籍申请，做得对。两年来广东出现颇为严重的民工荒，一方面起于外地的廉价劳力国家多，工资不易加上去，另一方面是地区争人手，月是故乡明，广东斗不过。厂商竞争加上地区竞争人手，双管齐下，我对中国扶贫的前景有理由看好。(最近联合国说中国贫富悬殊恶化，不可能对，我会另文斥其非。)

　　(三)经济学说，人穷主要因为知识低。今天，地区政府在竞争压力下提供工艺训练，而较有规模的搞文化、建大学。目前中国的教育与医疗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私非私、公非公，混淆不清，混水摸鱼的行为不少。是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北京要慎重地清理现有的混淆情况。我要多作理解才为文分析。

　　(四)农业用地转作工业用地给予农民的补偿，地区税收的分帐，税收后对个别地区的回补，方法对，但在数字与施行上有不少问题，也不容易处理。好比补偿农地的下限够高——可能太高——但好些地区政府不够钱，有拖冇欠引起纠纷。以五厘年息算，我的估计是这补偿大约是农地所值的五倍。很难说是否过高——这里说“过高”是指对扶贫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转用途政府要作大投资，搞什么通什么平的，地点较差的地区要先蚀头注，希望工业发展后的税收分成得可偿失。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考虑过采用与农民分股权的方法处理。

　　牵涉到金钱数字，私相授受的行为不难想象，但大致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考虑厘定与执行上述三项——补偿、分帐、回补——是扶贫自力更生的一个重点，分析真的要懂一点经济学，或对经济运作要有很好的感受。北京要派出清廉而又能干的顶级人材了。

　　(五)最重要顾及的是那些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那些没有协助不容易生活下去的人。处理这些无法自力更生的弱者，我的建议是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要严格地审核那些假冒为善的，选出及格的不仅鼓励，适当的补贴值得考虑。我相信世界上有衷心地要做点善事的人。让私营或民营处理，义工来得比较容易，而鉴别是否需要协助的真真假假，私人的钱会用得远为慎重，远为细心。扶贫何价？

说过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纵有沙石，对人民生活的改进了不起，不要胡乱动之，也不要管外人怎样说，要自己继续发展下去。摆明是天才成绩，但历史说世界上没有出现过那样大的天才——这是中国之谜。区区在下有十八般武艺，但没有能力改造世界，只喜欢在旁大声拍掌，或大声疾呼，热闹一下。时来风送滕王阁，我是王勃，可惜垂垂老矣！

浅说扶贫吧。如果政府从富人或其它渠道拿取一元交给穷人，没有任何其它影响，社会的扶贫成本是一元，穷人的利益是一元，打个平手，我称之为「中性」扶贫。没有理由反对，就是银码相当庞大也不容易反对。如果政府弄得一元，交到穷人之手只得三毫——福利员工与压力团体分剩之数——社会成本一元，穷人利益只三毫。这是「负性」扶贫。负性扶贫的社会成本可以很大。被抽取的人会减少产出意向，以通胀抽取有另一种社会成本，受惠的穷人乐得穷下去，可以工作但不工作，甚至刻意地费心扮穷，皆社会成本也。是的，通过政府使穷人获一元，其社会总成本超越十元不足为奇。这种负性扶贫我们容易反对。

最后一种是「正性」扶贫。这是协助增加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增加劳苦大众的知识与生产力。原则上，社会成本的投资一元，穷人杀出重围会有好几元的回报，也就是社会受益的回报了。显然，正性扶贫是上上之选，中性扶贫可以接受，负性扶贫不可取，但某程度无可避免。扶贫之道，是要争取正性而减少负性。

目前中国扶贫的当务之急，是不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是最广泛最有效的正性扶贫。经济逻辑同样简单：

（一）说过，在国内下了注的外资、有专利的厂商及有钱人，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好处。这里要加上国内薪酬或收入可观的人。人民币升值，这些人到外地旅游及在国内购买外国货，皆获甜头。这几种人的言论受到重视，影响力不少。但他们的观点短视，因为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的生活有改进，消费增加，他们获益会更大——这些将来而又间接的利益他们不会管。我自己眼观六路，人民币升值不会执输行头，但自己归自己，社会归社会，永不混淆，是四十二年前老师艾智仁教的第一课。劳苦大众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到欧洲旅游，外国货不敢奢望也。

（二）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劳苦大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而减少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一个月前与几位经济学教授倾谈，过半赞成人民币升值，说作过回归统计分析，认为升值百分之二十不会削弱竞争力。他们一家工厂也没有调查过，只搞些废物进去废物出来的回归分析，我问：「你们学的是什么经济学呀？」

（三）人民币升值，工人加薪肯定会缓慢下来。于是，他们在实质收入上的增长，主要是靠国内的物价下降——通缩是也。人民币升值很多，通缩一定会出现，但达到那一点，中国的接单工业会因为国际竞争力的烟消云散而变得溃不成军，工资会相应地下降。

愚见以为，这些年北京搞出经济奇迹，横看直看都比经济学者高明，既然走上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路，知道不足之处，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时旁观者清，这里那里提点一下。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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