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头的战争

　

撰稿/李宗陶（记者）

阮仪三在古镇保护中与各地领导争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不好发展？只是一个快、一个慢，想保住官位，要政绩、想高升，当然就想走捷径。”



一张薄纸夹在阮家书橱的玻璃移门之间，这是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的证书。2个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主任理查德·恩格哈将这张纸递给阮仪三的时候，同时给出一份沉甸甸的评价：“对于江南水乡古镇的大范围保护是对活的文化景观保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项目将对这些城镇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整个中国的保护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本新近出版的《护城纪实》摊开在我的书桌上。作者是阮仪三。在序言中，作家冯骥才说：“在当前城市文化保卫战中，建设界的知识分子一直站在最前沿。他们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实施者，又是决策的参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在他们的手中。故而，是趋炎附势而升官发财，还是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选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0年多来，除了人们熟知的平遥古城和江南六镇，中华各地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上，都曾留下这个老头竭力相争的身影。基于此，他称阮仪三为“行动的知识分子”，并将这些行动概括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学者杨东平读完此书后对我说：“这个阮仪三，了不起。”因为书中直截了当的点名，显然不是一般的出牌方法（对保护有贡献的人，一律有名有姓；对保护起反作用的人，均点到职务。回想2002年10月，当我在杭州采访“推土机前救古宅”的阮仪三时，68岁的教授说：“这些年的故事，足以写一本书了，而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说，等我再老些罢。”我于是好奇，是什么，让老头在一年半后突然开口了。

2月3日，我叩开同济大学博导楼阮仪三的家门。建筑面积86平方米的二室一厅显然没有与时俱进，但书房内散落四处的建筑类著作和一袋袋蔓延到墙根的设计规划图纸却铺陈出另一种华丽。

“倷个脚踏车钥匙呐？”阮师母一口糯糯的苏州话。她要出门，骑阮教授的自行车。

争战的代价

“老伴是怨我的。这房子就不说了，儿子要买房，拿不出钱。我买房买车的钱到哪去了？喏，在那里。”阮仪三指指书架，一沓沓文稿堆成小山样。这是近五六年来的暑假，阮仪三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在西南边陲踏勘古镇的调查报告。我随手取了两册，云南腾冲县和顺古镇、会泽县娜姑古镇的蜿蜒街巷、青瓦民居、影壁梁柱扑面而来，郁郁古风，令人心生向往。

当人们还在褒贬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和西塘现在的模样时，阮仪三早已将战线拉长到更远更美的地方。每次5个组，每组15000元，吃住当地，考证史料，拍摄大量图片。随着西南五六十个古镇走遍，阮家离黄金地段的平方远了，又远了。

对于我的疑问，阮仪三直言：“本想退休以后再写书，把这些枝枝节节、争争斗斗都说出来。但我的学生劝我早点写，现在写，现在写出来，说不定还有用。我想，也对，反正我也不怕得罪人。”

古稀之年的阮仪三是名门之后。高祖阮元是乾隆年间进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三省巡抚、三地总督，在经、史、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祖父是清朝秀才，父亲是江苏省机电业技术先驱。阮仪三说起家族渊源，意气勃发，以至于突然拿过我手中的笔，在一张纸上涂划高祖的业绩——譬如开创了“训诂学”，并考问我“训、诂”二字的含义。我瞥一眼架上那本黑漆面烫金字的《阮元年谱》，再看一看眼前这位应答飞快、颜面生动的老人，想：一个尊重家族历史的人，或者才会对民族历史、文化瑰宝心怀虔诚。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阮仪三就开始了江南古镇的踏访与勘查，当时他认为有50余个小镇极具保护价值。如今，保下来的“江南六镇”已成著名景点，大部分，则湮没在经济发展的滚滚车轮里。而外界将他与“护城卫士”连在一起，始于1981年他介入平遥古城的抢救和1984年主持周庄古镇的保护与规划。

“1984年，从上海老北站到周庄，早上7点走，晚上6点才到。”阮仪三在一次次往返之后，索性住下两个月，在当地文化站站长庄春地（后任周庄镇镇长）的协助下调查、测绘、规划。当然，自掏腰包。

庄春地后来说：“我是周庄人，当时就觉得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给毁了是种罪过。阮教授来做规划，我虽然不懂，但既然能保护古镇，就试试看。”他还提到，在那个“一毛钱能吃一顿早饭”的年代，阮仪三将自己申请到的5000元科研经费汇给了周庄政府，而周庄此前只获得过一次苏州市政府拨的2万元钱，用于沈厅的修缮。

此前，也有专家、学者对周庄的一些破坏现象进行谴责，但因为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使得批评只能成为个人良心的倾泄。

而面对喧嚣而至的经济大潮，个人的那点良心通常是微不足道的。

办班传道授业也让阮仪三“亏了些本”。为保护平遥，从1981年开始，他连续几年免费让平遥的城建部门和文物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同济大学的培训中心培训3个月。1985年，他面向全国101座历史文化名城负责保护与规划工作的负责人办了个班，但办了5期就办不下去了——聘请北京乃至国外知名学者的讲课费、听课者的食宿费、实地踏勘的各种费用，让阮仪三的那点课题经费难以支撑。送走150人，阮仪三说：“贴不起啦，关门吧。”

阮仪三有过性命之虞。那是1981年春，他主持九华山风景区规划时，因为制止一些山民野蛮毁林而“断了他们的财”，有人扬言“要他的命”。半夜，一串火把和电筒在远处闪烁，直奔他投宿的寺庙而来。幸亏老僧及时报信，苦苦相劝，阮仪三才转移到青阳县城。

阮仪三还招人讨厌。20世纪80年代的江南农村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接近国道和大城市的乡镇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但大多数乡镇领导文化不高、喉咙蛮响，自然不知“规划”为何物。

“当时还没有规划设计费这个概念，我们下去，不收一分钱，义务为那些古镇做规划，但他们非常冷淡，觉得没必要。”

阮仪三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在苏南黎里古镇吃到的闭门羹。当时镇长态度明确：“老街古宅没必要保护，妨碍现代化的一律要拆除。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们不欢迎。”阮仪三讲道理，镇长不耐烦，双手推其出门，并向另一间办公室喊话：“这几个上海来的老师，食堂不要卖饭票给他们。”阮仪三告诉我，80年代中期，吃饭要凭粮票，小镇街上没饭，只有单位食堂。一行人饿着肚子赶到另两个镇，同样不受理睬，于是大败而归；同行者中，有人“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争战的哲学

阮仪三更让某些地方领导头痛。

1985年5月，因为九华山的规划“好看的少、难看的多（新建房还是像山里的房子，不气派，没有现代化的味道），群众很不满意”，安徽省建委向同济大学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停止实施，重新设计。阮仪三不得不放下手中教学，飞抵扑火，最终以当地建委道歉、规划继续实施收场。

1998年底至2001年，因为周庄开公路的路线争议，阮仪三曾与某副市长“当面开销”。当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干峙院士特意将阮仪三叫到此位副市长跟前，让后者复述一遍“暂停开路，作冻结处理”的决定时，阮仪三当即拱手称谢：慎重些好，保护古镇更重要。

但说归说，当地公路局却抓紧修路，马不停蹄。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中心在沪召开申报世界遗产的培训班，看过周庄后，专家们都对当地政府不顾古镇环境、执意修公路的做法表示不解，并联名给中国政府领导写信，力劝切勿因小失大，危害申报。当新闻媒体披露此事后，主管副市长在所刊报纸上批示：“不吃这一套。”

各种压力接踵而来，周庄顶不住了，阮仪三准备拼老命了……就在这关口，因为APEC会议要在周庄开半天会议，龙永图（时任外经贸部部长）讲了一番话，这场纷争才算画了一个暂停号。龙永图对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忧虑，他说：“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污染，破坏了环境，一些传统的文物也遭到了破坏，一些优秀文化传统开始消亡。我们特别选定半天会议在周庄举行，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不管怎样开放，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在这一点上，周庄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阮仪三告诉我，在这场特殊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有一些哲学是必须领悟的。

譬如，每一次的调查报告，阮仪三总是一式四份，一份交当地，一份交所在省委省政府，一份上报建设部，一份留底。一旦寡不敌众、孤掌难鸣，他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告御状”。像力保杭州孩儿巷98号的过程中，推土机都已开到宅前，阮仪三通过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先生将呼吁信转交杭州市委书记，终于得到“不能拆”的批示。

“要让一把手知道。”老头儿朝我笑笑。

说起另一桩成功的“告御状”：从九华山寺庙连夜撤离的阮仪三踯躅在青阳县街头，某县长那番“不着急不关己的废话”犹在耳畔。一气之下，阮仪三在路边邮局给安徽省当时的省委书记周子健发了封长达5页的电报，将山民剃光头式的踏毁山林、当地官员的官僚作风一股脑儿写上，并列了一长串名字。这封电报，花了他当时近一个月的工资。“我不认识周书记，但我要出这口气。”接到电报的安徽省委一重视，一查实，事情总算有了个好结果。

但是，那座已经受到致命毁伤的苍翠山峦无疑定成秃峰，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了。

阮仪三还有一招：洗脑。“我一次次去平遥，深知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需要扭转人们脑中的观念，还得要培养当地的干部。十多年来，我每年给平遥两个免费名额，让当地委派干部到同济大学来培训，目前当地的城建等主管部门的干部都是我的学生，由他们管理我也放心了。”

在保江南古镇的紧要关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阮仪三领着六镇的镇领导到巴黎、罗马等欧洲城市，考察那里文化名城的保护方法。“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学习，转换观念，一起来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985年，阮仪三又面向全国城建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办了个“局长班”，每年2期，每期四五十人。至今，已有1000多名“阮教授的学生”在各个规划城建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应对着发展与保护的道道难题。

2003年11月29日，应建设部邀请，阮仪三在北京给全国56个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的市长上了3小时课，主题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

不独官员，阮仪三还争取同仁的理解。1993年，福州市聘请港商改造开发福州三坊七巷地块。香港著名建筑师陈籍刚先生在听了阮仪三等国内学者的意见后，认为方案确实有问题，是不了解福州的历史，不理解名城的保护，最后退出了设计。

“我自己也要不断洗脑，必须跟上国际最先进的保护观念和做法。没办法，我的学生逼着我往前走。”阮仪三最近与文物保护界的一大分歧就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他不赞成某些城市修复古城墙，也不赞成某些城市对残塔的重建，认为这忽视了文物古迹的原真性和对实物遗存的保护，从而降低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此外，他也不赞成将一些文保点独立出来仅做观光之用。“在德国，马克思故居里还居住着燕妮的孙女。建筑不同于文物，它还有居住的功能。”

争战的博弈

2003年6月的冯骥才走在从布拉格回维也纳的路上，黯自神伤。他处在某种比照之中：“上世纪90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在诸如“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的民间组织的称谓中，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无上的虔诚。

这种虔诚我也在阮仪三的脸上读到。

当他说起苏州园林的精妙、说起昆明文明街的金马碧鸡坊的照影，那神采中的光辉，让我想起古人的啸歌。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郁白说过：“在保护名城方面，中国想做得和欧洲一样好，必须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这是根本。”当年，法国的里昂也曾有过类似的矛盾，当地政府最初决定改造，要拆。这一决定在市民中间引起轩然大波，集会、抗议，最后，公众决议对老城进行维护，现代化在房内、在地下。如今，里昂成了保存古城原貌与现代化结合最好的城市之一。

阮仪三在古镇保护中与各地领导争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不好发展？

只是一个快、一个慢，想保住官位，要政绩、想高升，当然就想走捷径。”以此评价所有的领导未免有些偏颇，但理想向现实妥协、把问题留给未来的例子，在中国实在不少。“当年，北京进行城市改造，拆掉城墙。这些年经济上来了，也一直在反思，认为当年应该听从梁思成的规划，保存老北京，建设新北京，像巴黎一样。如今呢，为迎接2008年，小胡同也在都市风貌的挤压下渐渐消失。这时候逻辑又变了——

　　连城墙都拆了，几条胡同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现代化与历史文化的博弈。我们认可了西方的现代化，经济要发展，就暂把其他问题搁置一边，等到回过头来才醒悟。“这虽有短视的一面，也是迫不得已。”

一位当年介入周庄激辩的官员如是说。

怎样才算“适度”？如何找寻平衡点？

阮仪三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其中，学者的知识、经验、眼光与城市未来的格局、面貌、利益将放到一架天平上去掂量。

问题是，公正的天平在哪里？换言之，谁说了算？

争战的传承

1908年，一批史学界人士救火般抢救敦煌藏经洞的遗书，从此点燃中国知识分子保卫优秀中华文化的薪火。百余年来，在这本史册上，我们读取罗振玉、陈寅恪、马寅初、梁思成等人的名字。今天，我们品味陈从周、阮仪三和无数学者教授的争战。

提起恩师陈从周，阮仪三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建设性破坏此起彼伏，陈先生不断大声疾呼，救了不少名山名园，如海盐南北湖、镇江南山、山东益都隅园等。

导师说过的那句“我是消防队，到处救火”，阮仪三后来一直身体力行，如今，他传给弟子们。每一次出发去踏访，他都告诉学生：“我们现在开始历史文化的长征。”

从1991年至2003年，他的嫡传弟子包括24名硕士生、29名博士生（其中4名台湾学生），此外还有日本、也门的2位留学生。这些弟子，将来有望执掌规划、建设部门的决策权，阮仪三寄望于他们。“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现在你们也许感到从事这项工作很‘孤立’，但只要你们坚持下去，今后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城市文脉的保护工作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一代人干不完，下一代再接着干，这个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奉献。”

事实上，在每一个暂时胜利之后，阮仪三都心存远虑：“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后事如何还得拭目以待。”我知道，老人的言下之意是，再过几年怎么办？换了领导怎么办？

让阮仪三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保护历史”的概念。体现在校园里：他开的相关课程原先只有40多名本校学生，但近年来听众渐多，去年多达160多人。“复旦的学生要赶过来听，我说，来吧。”阮仪三笑了。当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微笑时，我注意到，老头儿可爱地牵了牵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