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陨落

潘嘉来



在人们的记忆中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凭借并吞六国的余威，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游东南，十一月到达钱唐（杭州古称）。船队到达钱江岸边时恰逢潮涨，面对汹涌的滔滔江水，秦始皇命人将大船缆系在宝石山下的一块巨石之上，自己登上峰顶眺望渡江的通途。就这样，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脚印留在了杭州的土地上。

公元589年，隋文帝废钱唐置杭州，"杭州"作为地名延用至今。

公元591年，杨素建杭州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城垣东临盐桥河（今中河），西濒西湖，南达凤凰山，北抵钱唐门，东划胥山于城外，西包金山、万松岭于城中。设有钱唐门（至清犹存）、盐桥门、炭桥门、凤凰门。

杭州建城（有文字记载），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610年，隋炀帝令开凿京口（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长800余里，宽10余丈，能通龙舟，并在沿途设置了驿馆。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以蒸汽机与火车为代表），大运河是沟通中国南北最为重要的水运交通线，杭州是大运河的南方起始点，是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其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出来，为杭州日后成为东南大都会奠定了基础。

公元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杭州的湖光山色深深地打动了白居易，令诗人呤诵不绝。此后，杭州和西湖便成为了历代诗人歌唱的对象，"山水之美名天下"杭州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美的城市。

五代十国时，杭州是吴越国京城。吴越王钱氏曾先后两次扩建杭州城，"钱氏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使杭州城区扩大了一倍。钱氏建宫室于凤凰山麓，一承"南宫北城"的古制，并形成了以盐桥河为走向的城市中轴线。吴越国时杭州的城市布局经历了从坊市制向坊巷制的过渡，坊巷与官府、酒楼、茶馆、商铺、寺观相杂处，坊巷布局从封闭转为较开放，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长安（西安）、洛阳、金陵（南京）、扬州等都邑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战争的破坏，而杭州"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杭州一跃成为"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东南第一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雷峰塔和宝石塔都是在吴越国时期建造的。这两座塔一南一北，极大地丰富了杭州城市的轮廓线，使西湖山水与杭州城区遥相呼应，婀娜多姿。树立了杭州江南水城特色、园林风貌；城市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景色秀丽、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大都市形象。

公元1138年南宋定都杭州，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第一大州。"十二世纪的世界各国，以南宋最为繁荣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实即世界的第一大都会"。南宋在吴越子城基础上修筑皇宫，"周回九里"。同时"外城大有更易"杭州城比吴越国时期更为扩大了。南宋时杭州有钱湖、清波、丰豫、钱塘、东城便门、候潮、保安、新门、崇新、东青、艮山、嘉会、余杭十三座旱城门，另有保安、南水、北水、天宗、余杭五座水城门。城内"街市纵横，里巷连毗""珍异所聚，商贾并凑"，买卖交易日夜不绝，日市方罢夜市又开；夜市将息早市又起。据《梦梁录》记载当时杭城有碾玉作、腰带作、裱背作、油作、木作、砖瓦作、石作、竹作、漆作、裁缝作、打纸作等二十二种匠作坊。杭城丝织业最为著名，南宋时城中有丝绸店铺约一百零六家，著名的有清河坊顾家彩帛铺；盐桥下生帛铺；铁线巷生绢一红铺；其他还有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这些商铺亦卖亦产主要有绫、罗、锦、纱、绢、绸等品种。自五间楼北到官巷南街，有金银钞引交易铺百余家，门前罗列金银器皿和奇珍异宝，"江商海贾"云集，买卖动辄以万贯计。城中酒肆、茶坊遍布坊巷间，灯红酒绿顾客日夜盈门。南宋君臣在杭州大兴土木，营建园囿。西湖周围御园、王府、园林不知其数，民间豪富之家的贵宅、宦居、幽园、雅室也有百余处之多。正如诗句所说："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南宋杭州不愧为是世界上最繁华美丽的都市。

宋以降，杭州城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和火灾，但城市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经济文化事业依然兴旺发达，杭州始终是东南大都市。
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赞叹杭州"无可置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明代，张岱、徐渭等名士游西湖，留下了"十里荷花两桨人"的诗赞。清代，康熙五次、乾隆六次到杭州，感叹杭州"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

令人遗憾的是，杭州作为一座能够与欧洲任何古城比美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最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经我们的手毁坏和流失，我们将何以面对祖宗，又何以向子孙交代？

对杭州古城的破坏始于民国初年。

1913年（民国二年），有计划地拆除了旗下营（满城）和清波、涌金、钱塘城门、城墙，改建道路。随后又拆除了凤山、武林、望江、艮山、候潮五门。

1917年，浙江都督杨善德买进一辆汽车，随即下令大规模修筑道路，共建成道路13条，路面宽6．40米，总长5707米，使杭州古城中心区域城头巷、佑圣观、板儿巷一带的传统格局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1920年，浙江省议会作出决议修筑杭州环湖马路，在西湖周围和中心地带修建了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灵隐路。在这几次修路中，杭州城区和西湖风景区的古桥梁为适应开通汽车，都被改建或重建，失去了原有风貌。其中苏堤六桥、西泠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开元桥、丰乐桥、泗水芳桥、荐桥、卖鱼桥、盐桥、菜市桥、横河桥、梅东高桥、新宫桥、普安桥、宝善桥、有玉桥、庆春门桥、清泰门桥、章家桥、流金桥、江涨桥先后被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平桥。被改建的原木桥有延龄桥、定海村桥、过军桥、屏风桥、九溪桥等。数年后又填埋运司河、涌金池、三桥址河、浣纱河筑路，拆毁古桥24座。这样，杭州古桥已几乎被毁尽，杭州失去了江南水城风貌。

1924年7月25日下午，雷峰塔崩塌。1933年对仅存的宝石塔砖砌塔身进行了重修，致使宝石塔也失去了原意，面目全非。这次重修改变了砖砌塔身的形制，不仅斗拱无所依托，象蝴蝶贴壁，偌大的倚柱立在细小的齐心斗上，柱头也没有承载任何东西，成了建筑界的一个笑话。

杭州古城门、城墙的拆毁和雷峰塔的倒塌，改变了一千多年来形成的杭州古城与西湖山水的轮廓线，使杭州城区景观和西湖风景区的审美价值大打折扣，同时也打破了西湖景区与城区的界线，为日后城区的盲目扩张提供了可能与方便。

到了这时候，杭州和西湖的历史面貌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李叔同（弘一）先生1912年曾来杭州任教，他常去钱塘门外的景春楼吃茶，凭栏眺望西湖景致。闲暇时也与新朋旧友浪迹湖山，高谈阔论。杭州和西湖之美给李叔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三十年代当李叔同再来杭州时，杭州的变化令他大大地失望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将杭州城市的性质定为"风景休疗养城?quot;，各大单位在西湖风景区建造了一批疗养院。西湖周围几处著名的私家园林也被改建成高级招待所和宾馆，园林的原来面貌已不存。1958年开始拆除东城、西城、北城的残存城垣，在城墙旧址上修筑了环城东路、环城西路和环城北路。1970年鼓楼被拆除（吴越国时为子城南门、南宋时为朝天门），这样杭州的陆上城垣就被拆尽了。

国务院曾对杭州和西湖周边地区的建筑物高度有过硬性的规定，认为不适宜建高层建筑。同时受到当时经济发展能力的局限，杭州到七十年代末城市历史街区和城市传统中心区仍然保存完好，保持着从吴越国到南宋、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面貌。1958年，杭州上城区境内有私有房产139．5万平方米，大多建于清代和民国初期。杭州下城区境内建于宋代之前的道路有褚家塘、七宝寺巷等6条；建于宋代的有御街北段、余官巷等70条；建于元代的有广福路、叶面巷等6条；建于明清两代的有青云街、白井儿头等73条。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就有古街道及遗址155处之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名国外元首级人物在访问杭州后丢下了一句话："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几任杭州父母官的心，并且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杭州城区盲目扩张的口舌。

杭州古城的最后消亡是从1979年开始的。1979年之后杭州新建建筑面积在1．5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小区有47处，规模较大的有朝晖小区、古荡小区、翠苑小区等。此时城市住宅业刚刚启动，受开发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小区大都建在老城边缘的农田和闲置土地上，这些住宅楼的层高也都在8层以下，对古城区的影响不大。从1986年起，杭州市提出了"住宅建设实行改造旧城与建设新区相结合，以改造旧城为主"的方针。住宅建设进入了城市历史街区，先后开发了大学路、十五家园、松木场和江城路中段等地区，占地1007亩，规划建筑住宅61．5万平方米，配套设施15万平方米。尚待开发的有东园、长庆、华藏寺巷、西牌楼、武林、观巷、箭道巷、上马坡巷等11个小区。1993年，杭州市决定用8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旧城改造任务，旧城改造全面启动。"从1993年起，每年需拆除近100万平方米旧建筑，同时配套建设新住宅120万平方米，彻底摘掉'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顶帽子"。一时间杭州市区大片大片的历史街区和传统民居群被写上了大大的"拆"字，随后即被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底经审批许可拆迁旧房面积670．21万平方米，其中1999年度拆除旧房119万平方米，拆迁居民（单位）1．24万户。1999年拆迁作业已经进入了杭州城市传统中心区的河坊街和吴山区块，上半年，河坊街一侧的清代、民国建筑和传统店铺已被拆除大半，据说规划在这一传统街区修筑一条快速公路。后经市民和新闻界的奔走呼吁，拆旧工程总算停了下来，为杭州留下了最后几条传统街道。

这样，从1913年到1999年，杭州的古建筑、历史街区和城市传统中心区就几乎被拆空毁尽了。我们在拆毁古城和历史街区的同时，也自己给自己摘掉了"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的桂冠！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为适应现代交通和现代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受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工业国家特别是那些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都经历了大拆大建式的破坏性建设，一大批古代建筑和传统历史街区（传统人文环境）遭到毁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城市谢菲尔德，工业化以后该城的历史建筑所剩无几，古城风貌荡然无存。日本千叶大学教授木原启吉认为，日本的文物古迹近代以来曾先后遭受了4次大的劫难，一是明治维新以后，大量佛寺被毁；二是明治及大正初期开放贸易，大量古代文物外流；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第四次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乱拆乱建，不但毁了大量文物，更为严重的是还破坏了历史环境。其中第四次破坏是最为严重的，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破坏。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他们需要在环境中体味自己的历史，寻找生活的记忆，抚摸过去的痕迹，而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城市是荒漠，是有感情的人不能忍受的。建筑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就是一种物化的感情，这种感情从家庭、家乡推及整个国家、民族……"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宪章》中提出了"在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保护问题，认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964年5月在威尼斯通过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进一步扩大了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除了个别的建筑外，还包括"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quot;；不仅包括伟大的艺术品，也包括"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文件还说："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分离开来。"在中国则有"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法，将历史文化遗产与它所在城市相联系。这里强调的不再是个体的文物建筑，而是那些从单体上看可能还不能成为文物，但从整体上看却反映了历史的风貌，由于保存了整体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使它的价值得到了升华的一些"地段"。从内容上看，不再局限于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物，而是包括了民居、历史街区和传统商业街道等更为广泛的内容。在面对保护和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并不一概地否定新建现代化建筑，而是要求现代建筑在体量、建筑风格、高度和空间布局诸方面，能与历史地段的整体风貌匹配、协调。

伴随着市民和城市决策者对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国内外都出现了一批成功的保护实例。二战结束时，波兰首都华沙在面临重建时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完全建一座新城；其二是按历史面貌恢复古城。明智的华沙市民和决策者选择了后者。华沙城后来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因为有关章程例来将重建的项目拒之门外），并对欧洲的其他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波恩、慕尼黑、布达佩斯等遭受战争破坏的古城，都得到了很好的维修和恢复。1980年当山西平遥古城濒临毁损的危急关头，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先生主持了抢救工作，适时提出了新旧城区分开的布局思路，最终完整地保住了这座历史古城。平遥古城的抢救工作是中国古城保护的一个典范，平遥古城以它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征服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们，并被列入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通过对古城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增强了市民的自尊和自信心，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凝聚力，提高了城市的世界知名度，促进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振兴民族和地方经济的催化剂。

但杭州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2000年10月21日傍晚，对杭州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热闹的夜晚，作为西湖博览会开幕式的内容之一，一个小时后西湖上空会升起无数让人眩目的五彩礼花。此时，城东有一辆大轿车静静地驶入了杭州城区，车内有联合国遗产中心顾问阿兰·马兰诺先生、联合国亚太中心主任明嘉扬女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官员景峰先生、世界银行代表张准先生以及曾为平遥古城和周庄保护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先生。专家们的话题只有一个，这就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杭州，他们只是路过杭州，仅在杭州借宿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们将赴乌镇、南浔、西塘、周庄、同里等六个古镇考察，并为六个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前期准备工作。有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的，这就是浙江省第一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杭州和西湖。

不但如此，专家们还认为，因为杭州古城和历史街区的消失，杭州和西湖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会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对历史不够尊重，对文化遗产不够爱惜，杭州和西湖有可能会失去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资格。近年来，在应对城市化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古城和传统街区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市和地上建筑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最具价值又不可再生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历史是不容隔断的，不尊重历史最终是要受到历史惩罚的。

面对杭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如何保护和建设的问题，对决策者的专业和整体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拥有权力的决策人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会成千上百倍地超出个人和自然造成的损失，有时这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当杭州古城和传统街区被拆毁殆尽后，改建计划涉及到了位于风景名胜的传统文化核心地段，如吴山的改建以及灵隐风景区的扩建等等。吴山千百年来都是杭州的人文荟萃之地，集中展现了杭州人的市井生活，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部活的地方历史文化教课书。吴山改建时不加区别地将市民从传统民居中迁出，拆毁和破坏了大量的民居群和文化生态环境，将吴山改建成了一座不土不洋的现代大花园。吴山文化广场也因为自身缺少主题，以及与周围单调刺目的水泥建筑的强烈反差，而成为毫无文化品位可言的败笔之作。灵隐风景区是杭州最具价值的佛教文化圣地，周围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飞来峰造像等重要文物和传统建筑群，因为灵隐至梅家坞的过山隧道和环线公路的开凿，已经给当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造成了损害。在这样一些传统文化核心地段实施大规模的改造和改建项目，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因为一旦出现差错其损失会是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不是某个人说一句"好心办坏事"之类的话就能够搪塞过去的。

杭州古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的陨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存实亡，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