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孤本

http://www.sina.com.cn 2002/08/13 10:05 新周刊

　　文/李冬莉

　　孤本原指某书仅有一份在世间流传的版本，也指原物已亡，仅存的一份拓本。如今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多数城市只剩下不多的一些可以代表城市历史风韵的建筑或街区，转化成了城市孤本。一些没有孤本的地方也开始花费不菲地建起了孤本。

　　博弈的折中

　　推开刻有巴金手模的正门，斜穿过以白色基调为主、有着难得明亮空间的大堂，沿着左手边的弧线楼梯走到顶，第一眼看到的房间就是现代文学馆的馆长室。从2000年5月23日新馆落成开始，现任馆长舒乙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所以，当傅瑞东打算跟这位老朋友谈谈北京，谈谈自己在这里做了20多年瑞典驻华大使，在回国前对她的一点感受的时候，也是这样直接来到现代文学馆。

　　舒乙回忆那天的具体情节时有点模糊，因为他已经不记得傅瑞东来找他的具体时间，“今年年初吧。”但是傅瑞东的来访，包括来访之后一系列关于北京的新举措，都让舒乙这个做了10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4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每一年都“不依不饶”地将城市保护写进提案里的老北京人欣喜不已。

　　“那天他来找我，说自己在北京做了20多年大使，如今要走了，眼看着北京大规模的城市拆迁非常有感触，想把自己的国家瑞典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出来，对北京也许会有一点帮助。”能够看出来这是一次愉快的回忆，舒乙的表情有点得意，对于朋友和自己先知先觉的得意。“后来他真的写了，而且《人民日报》还给他登了！”这篇登在2002年4月2日版上的文章叫做《留恋老北京》。文章里，除了对北京一日千里的变化的赞叹和遗憾，傅瑞东再次重复了中国人听了无数遍百般羡慕又千般无奈的关于欧洲老城被保护下来，如今变成黄金胜地的故事。

　　傅瑞东在他的故乡斯德哥尔摩是个富翁，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在老城区拥有一栋老房子。“80年前的斯德哥尔摩同现在的北京很像，大肆现代化。多亏了一些热血之士，大力抗议，才把现在这块历史较为悠久的地区保下来。如今这里是斯德哥尔摩人气最旺的旅游点。”当时傅瑞东说这些话的时候还不会意识到他的话最终所起到的作用。

　　在政协会议结束以后，紧接着北京市召开了有关城市建设和保护的会议。舒乙描述道：“当时各区区长都反对保留老城区，因为保护要花钱，国家没钱给，压力在区上。市长刘淇把傅瑞东的文章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没话说了。”脸上带着笑，两手一摊的舒乙仿佛在讲一件意趣横生的故事，其间的争执与愤怒，不解与坚持淹没在他的表情里，像那些被推土机碾平以后重新而起的建筑，没有过往似的。

　　不过，舒乙有理由高兴，因为，现今整个皇城，也就是过去旧城的核心地区，占旧城面积11%的老城将在大步挺进2008年的改造中得以幸免。

　　“这已经不容易了。”舒乙感叹道，“如果每届政协会议能够现场直播的话，收视率绝对超过春节联欢晚会。”“会争吵吗？”记者没见过世面似地问。“吵，很大声地吵，非常热闹。现在看，吵还是起了作用。以后的孩子总还能从被保护下来的这一块感受自己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生活。这才是绝无仅有的城市记忆啊！”“成了城市孤本。”记者在听舒乙谈到文学馆的孤本收藏时，转嫁了这个词汇。“是啊，城市孤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的梁思成将城市建筑的模式总结为中而新，老而新，外而新。一直以来，外而新是城市化的主导，老而新是简单化的少量，只有中而新，梁思成说他不会，几十年过去，他的弟子依然在中而新的边缘徘徊。

　　并不是没有反对保护的声音。陈建功在他的一篇以“拆”为名的文章里就表达了相反的感受。“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的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这也是事实，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进化的演变是它永恒的主题。如何控制这种改变，建造什么，保留什么，将旧的和新的实现统一，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毕竟，即使是城市孤本这样看起来简单化的城市保护方式，也有它的问题。

　　孤本当下的尴尬

　　除了北京、上海公众熟知的胡同、里弄、四合院、石库门，其它城市也在种种博弈中将来不及拆除的地区和建筑保存下来，像天津的意式风情街，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这些作为非单个建筑保留下来的延续城市历史风貌的街区成了代表城市文化的招牌，赫然印在城市名片最显著的位置上。

　　“但是仅仅是将这些保存下来进行保护远远不够。”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在谈到三坊七巷的现状时感慨道。陈章汉作为福州市政协委员，写过不少福州历史文化专著，对三坊七巷有着浓郁的情结。这种情结和同为保护她的阮仪三有着些微不同。

　　身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头衔的阮仪三近年来因为他为保护传统文化的振臂急呼，加上被媒体放大的一些与当地政府的对峙场景，被称为“传统卫士”。三坊七巷是他颇为得意的因为自己参与的努力而得以保存的项目之一。“已经破坏了那么多，留下这一点有何不可？而且留下的东西是将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旅游开发带来的好处已经能够看得到，不用举国外的例子，周庄、平遥都是好例子。”这个满头白发，对不断出现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愤慨得恨不得以单薄的身体与之搏斗的老人将保发展旅游来换取地方被保护的筹码当成自己可以游说政府妥协的不胜法宝。“三坊七巷还是保下来了。成片的老街，几十座完整的建筑，去看看，非常漂亮。”阮仪三谈到这些，好像在说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感情。

　　陈章汉也充满感情，但他的感情里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福州人也不舍得拆，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像中国大多数情况一样，问题最终还是在中央领导的批示里得到了解决。不同的是当年将阮仪三们招到北京，当下则直接下达规划旨意——避开这一块，城市东扩西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中央还是阮仪三都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或者可以做的。剩下的烫手红薯被丢给了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政府通常是众矢之的，“官员的无知，规划专家的一味迎合是中国问题的症结。”这样说，有不同意见也是当然。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地方官员都表达过这样的双向意见：盲目追求现代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是即使在国外，关于保护和建设的话题从来都是有矛盾的。因为投入到城市遗产的建筑维护中的财力越多，用来建造住宅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包括提供给一些贫困人口的简易住房也就越少。关键的关键还是钱。

　　商业联姻的困难重重

　　据陈章汉介绍，在几年前，李嘉诚就表示出了对三坊七巷的浓厚兴趣，计划投入30多个亿对该处进行投资。但一直到现在三坊七巷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居民庞杂，有些房屋年久失修，几百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完好的大概有40几座。

　　“政府的原则是修旧如旧，这么多年，呼声很高，但是动静很小。”为什么有了资金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这30多个亿没有到位；另外，从政府的角度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经济杠杆一旦起作用，很容易变成摧枯拉朽的改造，消失了旧貌。现在政府也没钱，所以更谈不上保护。”陈章汉最近一直在各个地区做考察，对于周庄等地的模式他并不苟同。“跟三坊七巷比，那些东西算不上什么。而且因为商业的过度开发，档次不高。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寄希望于改造，另一方面又怕面目全非。”不过陈章汉也承认这样拖下去绝不是一个办法。如果文物孤本还可以通过建博物馆来保存，甚至永无见天之日也无所谓，城市建筑则困难得多。“对于一个城市，任何死的东西都没有意义，现在住在三坊七巷的人因为政府强调保护不敢有任何动静，很多现代化的东西也进不去，住着并不方便。而且大多数居民不是房屋的拥有者，不会花心思去维修。”

　　那么，李嘉诚的30多个亿为什么没有到位？陈章汉说自己也不清楚其中的玄虚，但有一些相关的民间传言，主要是因为投资方对政府方面的不信任，投进去的钱是否能得到回报，政府的承诺会不会因为领导的易职起变化是对方一直不能下定决心将钱砸进去的原因。

　　这一点，在上海的一个孤本故事——名人文化街多伦路的改造里并不存在。2001年，上海市虹口区政府和星科公司在短暂地接触之后，以极快的速度达成了合作投资20个亿的协议。虹口区政府出资30%，星科出资70%。之所以说短暂，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虹口区开始保护及改造多伦路开始，其间有过众多公司前来谈合作，总有各种无法达成共识的鸿沟。到了星科，2个月的接触，一拍即合。他们提出的纽约SOHO的定位看来是契合了当地政府的计划。

　　打着“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的口号的多伦路如今已经开始了二期投资。虹口区政府的一个原则也是“修旧如旧”。多伦路汇集了鲁迅、矛盾等一大批左派文人的故居，重回30年代，这里精英会聚，名流云集，绝对是出入有鸿儒。这样一个有着一定历史的区域显然比“1930风情街”这种用现代的材料，花了7个多月，动用数百万资金堆积起来的假孤本有意义。文人的风雅，一条路的风光，一个时代的印记，商家亦不敢轻易造次。星科甚至打算将其改造成高档的社区。

　　小蓟(化名)在多伦路工程中参与了部分工作。关于她的现状，小蓟表示没能达到当初的预期目标。“如果从保护的角度，多伦路算是成功了，她确实做到了修旧如旧，但是商业的目的没有实现。因为没有人气，而且将定位定得太高了，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像我是不去的，我更愿意去新天地。”而星科方面虽然将定位模仿好了，但是如何设置门槛，政府对周边地区的改造，区域内人群能不能彻底“置换”是星科老总在媒体上表达的最大的担忧。

　　这里暴露了另一个问题。在包括傅瑞东在内的众多以国外的例子鼓舞国内的人民的人里，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一直以来都被忽略。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老建筑的所有者甚至是几代人的祖产，关于保护有一整套的章法，内部如何现代化，从事古建修复工作的专家对于古代建筑的模式需要进行精密的研究，这样连贯的一系列的过程才构成了傅瑞东描写的斯德哥尔摩。商业的繁华是80年沉淀的结果，绝非一朝之功。但显然，同在现代化的理解上犯的毛病一样，在如何在保护中生财的问题上，我们再次陷入肤浅的表象里。

　　城市中不能承受之孤本

　　2001年是苏东坡逝世900周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因为大众的冷漠，起笔写下《学士九百年》的文章。令他不满的除了社会对苏学士地位的漠然，还有一点就是愤慨于位于广东惠州的苏东坡纪念馆及其爱妾朝云墓的不伦不类。他愤愤然道：他们竟然在朝云墓及六如亭之前，建一泳池，有高台跳水板，其混帐思维可与北宋的朝廷相提并论。

　　如果张五常先生在国内好好走一圈，他就会发现，自己这样大动干戈的发脾气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毕竟，气也是会气死人的。要知道，成都整个老城墙被全部拆除，除了一小段保留原材料之外，其余全部换上现代的材料。“没有任何需要换新材料的必要。”这是令成都人李大正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以“莫名其妙”聊以自慰的原因。而5月份，当记者亲历成都，感受到宽巷子的残破，为“莫名其妙”追寻一个理由的时候，在媒体工作的刘海岚甚至觉得奇怪：这样的例子在成都屡见不鲜，你是外地人所以你觉得奇怪。

　　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在每一个孤本故事里，都不可避免地省略了周围环境的整体性。事实上，周围环境的污染，沉重的交通负担，震动的危害，高楼林立的淹没都会对保护产生各种想象不到的压力。而且，各地每一次将这些孤本申报世界遗产，都造成了一场运动式的整治环境的行动，这样的花销也不轻松。

　　无论是中而新，旧而新还是外而新，都没能给中国的城市带来自己人或外来人的认可。各种城市孤本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建设和保护的对抗。对于现代人来说，建设一个全新的街区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毕竟，古老街区留下的是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及城市形态连贯的记忆与韵味，涉及到建筑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诸多内容。以孤本的形式做妥协，不过是缺乏耐心的现代人选的一种懒惰的方式，但从出现的问题看，这个世界确实不存在一劳永逸。

　　城市孤本简录

　　北京：胡同、四合院

　　上海：弄堂、石库门

　　广州：西关大宅院

　　成都：宽、窄巷子

　　南京：夫子庙

　　天津：意式风情街

　　杭州：清河坊(已修复)

　　苏州：苏州古城

　　福州：三坊七巷

　　西安：古城墙(绝大多数已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