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穷二代”和“富二代”之间

2005年09月28日

　　前些天有一个关于“富家子弟”的议论。据说是陆学艺先生在北京城市志愿者论坛上说了这样的话：“应像引导企业家和高收入者参与光彩事业一样，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并称“富裕人群子弟多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还可以帮助富家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大概只是一个“场面话”而已，富人子弟去不去做，是另一回事。但这里隐含的两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一个是对富家子弟的“道德关怀”，另一个是“缓和社会矛盾”。
　　目前很多文章在估量中国社会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穷人太穷太多，并且对少数富人和大批穷人在同一个社会里能否长期地和谐相处表示忧虑。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以至形成了一个世人深信不疑的说法：“仇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可能还存在一种“仇穷心理”！于是，每当有某种极端事件出现，人们就归结到这种社会心理。
　　而中国穷人的另一大特点可能还在于，他们正在被“因循”着。最值得关心的，应该是“第二代穷人”与富人的对立。
　　所谓第二代穷人，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杂费门槛阻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今天，他们不认识电脑键盘，无法享受和谐社会的政治清明和科技进步的巨大实惠。他们只能进血汗工厂，他们的劳动可能挣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一年的收入可能买不起他们亲手建起来的房子里一块地砖的面积，加上各种可能存在的歧视，使他们对处身的城市毫无归属感，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他们无法保证青春期的营养，他们只能跟穷人结婚，组织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点。
　　所谓第二代穷人，基本是这样“因循”而来的。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人数，单是一亿城市民工，就可能撂给社会五千万个第二代穷人。
　　与此同时，第二代富人也自然形成。他们对穷人的生活有很大的隔离，不知道不理解，甚至不同情。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一个社会性的价值观不能由年轻人自己负责，但自然也就产生了陆先生所提到的“对富二代的道德关怀”。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穷二代”和“富二代”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他们的。将来的社会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将怎样和谐共存，应该存在很多诱人想像的可能性。因此，未来社会最基本的目标是要实现“贫富和解”，“和解”是和谐的前提。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相对地说，帮助富家子弟进行道德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但应该还在其次。再说“富而好礼”应该产生在第三代，这事情忙也忙不起来。可现在的问题不是“组织富人子弟去做义工”，相反，倒是穷人们常常在城市里“做义工”，他们完成城市里最苦的活，到头来往往血汗钱拿不到，只得带着冤屈和忿恨回家生闷气。当然，如此欺压他们的不只是城市富人。现在最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马上消除明显的歧视和不公，使第二代穷人感到，公正是可以追求的。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资深记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