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什麽是公共知識分子？

信報財經新聞 2006-01-03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訪問記三之一　　

常年寫專欄，每屆年初歲暮，拿起未能免俗的題材，寫來寫去，不免沉悶；翻開年前接受國內一份刊物的訪問，內容除了回應「何謂公共知識分子」外，還有一些涉及筆者從事新聞工作和生活態度的對話，這裏分三天刊登，大抒外遊趕稿的壓力。

　　■　林行止　　□　記者

　　□　在您看來，什麽是「知識分子」？什麽是「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經常通過媒體發表其對社會、政治、民生等看法的知識分子，就可以稱為公共知識分子？該如何看待知識分子？

　　■　討論什麽是「知識分子」的中外著作很多，當中見解之深，差異之大，使人瞠目，旁徵博引的分析，說來恐怕沒完沒了。一般而論，凡是倚重學識、肯用功、關心社會、並因所識而定行止的讀書人，都有可能被人視為知識分子；嚴格地說，學問走在人前，識見能夠減人愚蒙、添人明智、關心社會、推動文明的，便是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又比「知識分子」起碼多出兩個條件：

　　 一是他們的識見須有「外向」的特色，不是躲起來的鑽研或自得其樂的興趣；他們之所長，若非公眾關心的題材，便是足以吸引公眾追隨的學問；公共知識分子的議論，接觸層面與影響所及，須與群眾起呼應。

　　 二是人們可以憑一己修為，把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換言之，作為知識分子可以是一種生活態度；但是「公共知識分子」則必須由客觀論定，不能因個人傾向，自以為「是」。

　　「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基本元素是在學問上見功力、有思想，見人所鮮見或未見。一些經常在不同媒體發表意見的人，他們縱使議論很多、又或文筆出眾、口才了得，若是知識泛泛、思想一般，人家還是不會稱其為「公共知識分子」。香港有一批經常在維多利亞公園跟電台論壇節目嘉賓唱反調的小市民，他們緊貼時事，不但意見多，並且很有自己的立場，可是從來不會被人視為知識分子，只是稱他們為「維園阿伯」，原因就在他們既沒有「具備知識建構」的來頭，也沒有打動別人、影響重大的遠見。

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向有「立意為民」的要求，可是到頭來，未足以用世者多不勝數，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書生怨氣，屢見不鮮。「公共知識分子」是個近年才流行起來的名詞，概念源自西方。西方傳統沒給「知識分子」背上什麽道德包袱，很少考慮他們的原始動機，因此連帶對「公共知識分子」也沒有近似要求；不過，縱無「立意為民」的初衷（因），其思想言行，卻必須獲得受眾認真看待，那份影響社會的功德（果），正是引證其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先決條件。

我看公共知識分子，就像看待任何專業人士般—醫生憑醫術問世、律師因善辯名重、設計師因創意驚俗—公共知識分子是因他們的發現與發言，或得風氣之先，或因鞭僻入裏而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如果不是與「公共知識分子」論交，他們的私德如何，外人似乎不必理會。才德兼備者，易於贏人敬重，那很自然；可是人的思想價值，有時不能由道德衡量，因人的無行而廢其言從來就是粗疏魯莽的行徑，所以我們看公共知識分子，主要還是看他們的理路識見，至於他們的品格如何，該是閑話了。

　　□　中國傳統文化裏，知識分子更多地和「士」、「氣節」等聯繫在一起。到了今天，知識分子還有沒有社會意義和價值？今天再提知識分子、作家是社會良心，您贊同嗎？學者薩義德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會保持一種「批評的立場」，您怎樣看？

　　■　中國古時的「士」與今日通稱的「知識分子」，「本位」都是讀書人。古時教育不普及，知書識墨已高人一等；而「士者事也」的觀念，尤其根深蒂固，人們一直相信應付生活的挑戰，學識足以令人掌握到更多更優越的應世處事方法。「志」為士心，用現代語言說，就是「使命」。從前天子腳下的讀書人，為朝廷所用，管好百姓的方方面面，既是社會公認的大好志氣，也是個人的最佳出路，那時「士」的存在價值（為朝廷所用）和社會責任（服務群眾），十分清晰。可是官民之間，難免會有權責衝擊和忠義矛盾，其可為與不可為的分寸，逐漸形成一些意識規範，那些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的累積觀念，統言之便有所謂「氣」與「節」。

　　現代社會階級流動，教育普及，學問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各行各業都有讀書人的發揮機會，不像從前的「士」，他們只能擠在「仕途」上爭取皇帝重臣識拔，競展所長，仕途通達自然是吐氣揚眉，仕途多舛便難免有「節」（節制）的考慮。「氣節」一詞，聽來高遠，其實以現代語言來說，只是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的「行」與「止」取捨。

　　你引述薩義德（Edward Said）的話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都保持一種「批判的立場」，由於不知道原話的確切說法，不擬就此另加議論。我看過他在雜誌上發表的〈The Public Role of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 （《Nations》, September 2001），曾談到作家如何走進知識分子的領域，憑創作意念挑戰宗教、傳統、或政治權勢；也看到他說近年互聯網上的轉述和討論，如何產生公共知識分子的集體討論和意識再建構，就是沒有看到批判立場方面你所引述的說法。

　　以我看來，知識分子的批判性不是源自「立場」，而是出自他們具有合理假設的警覺性。如果同意創造文明的知識是個不斷累積成長的過程，知識分子憑識見和推理挑戰傳統觀念便不難理解。當年說地球是圓形而被教會長期幽禁、死後也不能下葬家族墓園的伽利略，他並非有意在立場上拂逆教會，他只是忠於自己在數學和天文方面的發現，未有因為畏懼權勢而隱瞞自己的知識。

　　一直感到對知識分子作「社會良心」之類的形容過於抽象，我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尊重，主要是看他們探索學問的內容，還有就是他們是否誠實看待自己的學問。如果格於權貴威勢便滿口假話滿紙虛文，又或為了金錢不惜抹煞事實，誣衊奉迎之類，其受人鄙薄，不是他們的學問，而是他們怯懦的性格和失實的言行。

　　□　如您所知，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知識界幾乎處於「失語」和「缺席」的狀態，文人論政、文人辦報的傳統似遭到根本破壞。只在近一二十年來，大陸知識界開始有人積極介入社會公共事務。您是身處香港的知識分子，您怎麽看待這種環境？對介入公共領域的國內同行如何評價？在您心目中，您了解或者尊敬的大陸知識分子有哪些（不管是過世的還是健在的）？如您曾經寫過的，經常在媒體發表言論的知識分子，並不等於他的言論正確。在中國大陸思想界，知識分子之間有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分歧，甚至有過論爭，他們各自在雜誌或報紙上發表言論，您了解嗎？您的看法是什麽？

　　■　知識界噤聲的社會是個喪失活力的社會，哪管扼殺活力的源頭是專制、是恐懼、是愚昧、是失序……，總之寒蟬效應是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下才會出現。國內近年又見人們積極介入社會事務的議論，說明生活的恐懼基本消除，社會活力重新煥發。

香港雖與大陸相連，可是經過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港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與國內相比，明顯地是大有不同。我對國內文化學術界的情況，所知不多，不想多說，比較概括的印象是國內很多學者文人，說話的氣魄很大，相形之下，香港的知識界語言風格氣勢偏弱，不過以學問須有謹小慎微的工夫看來，又未必盡是缺點和短處。

由於相信人類文明是個知識累積的過程，不要說經常在媒體上的言論不一定正確，眾多學術泰斗、科學大家的權威言論，何嘗不會被後來者推翻？科學也好、人文方面的題目也好，大家都在追尋益己益人的行事好方向，所以公開發表言論沒有什麽正確不正確的絕對性，但是該有識見是否淺薄而不自知的考慮。多少看過一些國內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言論，兩套主張互有攻防，以我看來是非常健康的；很多人知道我是傾向保守主義，可是我並不排斥國內新左派的立場，畢竟中國走到今天，無論從現實、制度、民情考慮，社會主義意識不該是一下子便拋到老遠的。只有一種主張的社會是非常危險的，能夠尊重並且參考不同意見的意識爭論才屬健康高尚。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6-01-04林行止專欄 辦報理念並不複雜——訪問林行止三之二


　　■　林行止　　□　記者

　　□　您正被愈來愈多的國內學者認許。過去，查良鏞先生備受尊崇，現在「香江第一健筆」這一稱譽屬於您了。您過去的「政經短評」、現在的「林行止專欄」，在大陸新聞界廣受重視，有人稱您為「香港社會的良知」，「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您是怎樣做到今天的成就的？

　　■　一直認為「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是個不盡真實、甚至是虛妄的說法，總覺得「努力耕耘、渴望收穫」較合情理；不過，說是「努力耕耘」，「渴望收穫」往往未必能有所獲；所以對於一個致力寫作的人，能有讀者的回應和稱許，便要為那份最能滿足虛榮的踏實收穫感到慶幸。我是文人，看書寫作，是我的生活，被人稱為「社會的良知」或是「最有影響力」，其過譽或實至，都非自己的盤算，問我怎樣做到，我是答不上來。

　　□　您畢生從事新聞事業，怎麽看待新聞工作的作用？新聞記者或評論員的工作，真可以做到「一支筆頂得過三千毛瑟槍」嗎？

　　■　新聞工作的特點是面對充滿日新又新的動態，從事這門工作的最大好處，是得風氣之先，不過業者若對經常的變化不再敏感，又或應接不暇，那份麻木的託辭，往往是興味索然的「天下無新事」。新聞訊息讓人知道世事常變，而評論的功能，以推敲各種變化將如何影響世道人情為主。評論的影響力與槍桿的殺傷力難以比擬，除非有事實背景引伸呼應，否則「一支筆頂得過三千毛瑟槍」是個不倫不類的比喻。

　　□　您自一九七三年創辦《信報》以來，已有很長一段時間被稱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財經新聞，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大陸的年輕報人們可能很有興趣了解。

　　■　我們辦報，只求老老實實的報道，有根有據的分析。

　　《信報》要求同事注意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問題，認清自己（作為記者或是評論員）的身份，不可利用見報前的消息買賣股票。我們不能阻止員工投資，不過他們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首要服務對象是讀者，要是利用工作之便，操控消息，搶在讀者之前先作個人投資的取捨，那不但是壞了操守，嚴重的，是犯法的內幕交易。我們向所有員工表明，絕不袒護失公的偏私行為，必要時，會交監管當局查辦。

　　研究上市公司的表現，《信報》多循基礎（fundamentals）和圖表（chartists）或技術分析，對於小道傳言的轉述，不是不加理會，只是不會特別重視。財技日新月異，《信報》在推介新的投資產品和分析工具上，向來用心，因為財經界的正道邪門，不一而足，知所分辨，非常重要。

　　提供資料和分析，讓讀者在投資上知所取捨，固然是一份財經報紙的最大作用，向讀者條陳利害，指出沒有節制的貪婪是投資大忌，顯然也是十分重要。投資不是「一朝發達」的賭博，而是持之以恒、保本增值的金錢管理，認識這一點，是投資不入邪門的第一步。濁世滔滔，長期維持報館上下作風純正，說易不易，說難，又可能有點過甚其詞。

　　□　作為報人，您以「政經短評」聞世，寫過數千萬字的評論文章，您怎麽會如此重視報紙的評論工作？

　　■　生活要與時俱進，留意時事當有必要。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消息供應相對充裕，可是知道很多新聞，未必就能掌握它們牽連所及的意義；報章上的分析和評論，就是嘗試在「知」後添「識」，把「耳濡目染」的訊息化作可派用場的「知識」。我是長期擔當報章的評論工作而寫了那麽一大堆，跟重視與否無關。

　　□　據說，您寫文章往往秉筆直書，以社會公共利益至上，不顧忌權貴、政要、利益集團的影響。聽說您和李嘉誠之間也起過衝突，您對他進行批評而導致廣告收入大減。李嘉誠是香港第一巨富，您們原是同鄉，關係也不錯，為什麽您會這麽做？但同時您又是報館老闆，難道不考慮報紙的盈利問題嗎？

　　■　寫文章，忠於自己的想法，原很正常，我不例外。

　　有關李嘉誠先生與《信報》曾有小過節一事，那是頗為「走樣」的一則傳聞。一是問題並不關乎我的評論，而是因為報上一個專欄對其所得勳銜的幾句閑話。李先生不快，確曾一度抽掉旗下公司的所有廣告不給《信報》；可是意氣過後，情況也就恢復舊觀。

　　辦報哪有不重盈利，或是故意開罪別人的道理？我只是不會曲意行事，沒有為利益改變我對新聞工作的一些基本態度罷了。

　　□　現在大陸新聞業正逐漸走向開放，但商業化的庸俗一面也開始顯現，作為一個資深報人，您對大陸的報業發展有何建議？怎麽能在商業壓力下生存下來，又能夠保持公正的立場？

　　■　我可以說自己辦報的想法，不能建議別人怎樣做；我認為商業壓力與立場公正，未必全面對立，新聞工作者過分強調錚錚傲骨，反而不妙。

　　□　「新聞自由」是新聞人關心的問題，香港的廉政公署曾搜查《星島日報》一事，在內地也引起了關注，您是怎麽看的？

　　■　《信報》也是被廉署搜查的報館之一。我認為無論是哪一方面授意，廉署此舉大失分寸，不但魯莽，也很愚蠢。報館方面當然也要檢討，不能在報道上大意犯錯。這次事件，源於記者的報道犯了技術錯誤，而廉署的小題大做，根本是錯用權力，雖說合法，已騰笑四方；正因為人人知道廉署行事失當，新聞自由的威脅倒完全不成問題了。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2006-01-05林行止專欄 文字背後是個快活人——訪問林行止三之三　

　　■　林行止　　□　記者　　

　　□　除了撰寫評論以外，您一直致力於將現代經濟學知識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給普通港人，這工作類似於經濟學的普及課，授課對象是普通民眾，這樣的工作似乎不能稱為「經濟學家」，您為何要做這樣的工作呢？僅僅因為興趣和衝動嗎？

　　■　經濟學對於啟迪思想，提高生活上的精神或物質內涵，都能派上用場；走在這門學問前端的經濟學家，或「擁護」某一門派，或自創一家之言，其對普及不同門派的學說，自然沒有興味，但是對於我作為一個學經濟的傳媒人而言，這樣的選擇，既充滿樂趣，也有一點意義。

　　□　大陸民眾對經濟學不甚了解，也沒有多少經濟學家願意做您這樣的普及工作，請問，是這種文章寫作難度大，還是稿費太低的緣故呢？

　　■　對經濟學不甚了解的，豈止大陸群眾？港人素有「經濟動物」之稱，可是大多數港人對於經濟學是怎的一回事，非常模糊，經常將之與企管、金融、理財、投資混為一談。寫這類文章的人不多，因為經濟學的推廣，未夠普及。

　　□　近來，郎咸平教授對大陸幾家大公司的研究發言，遭到大公司一些國內經濟學家的反對，作為經濟學家，您對此事如何評價？

　　■　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不大清楚，不想隨便議論。

　　□　於讀者而言，看到的是您的文字，看不到躲在文字背後的作者，而且您一向低調，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那麽，就請您告訴我們，平常生活中，您到底是怎麽樣的呢？您的個性是怎樣的？作息時間如何安排？聽說您是工作狂，每天只休息幾個小時，其餘都在讀書，是真的嗎？在您的夫人和孩子眼中，您是怎樣的丈夫和父親呢？

　　■　我怕吵，不喜歡人多的場合。近十年八年，保持每天早上與三數友好「行山」約一小時。年輕的時候，休息時間不多，不是工作狂，而是有那種需要。如今生活節奏舒閒，可是睡眠還是不多，因為已經成了習慣；看書、寫作仍是我生活的絕大部分，沒有什麽特別刻意的安排。

　　我和家人的關係非常、非常好，太太除了是生活上的伴侶，更是工作上的合夥人，報社很多事情，都是由她處理。女兒結了婚，住在附近，她也喜歡閱讀，懂幾種語言，父女關係，向來密切，她從小跟我就有很多話題。女兒的女兒，差不多天天到我家一轉，是內子和我每天快樂指數最高漲的時段，我們極度享受當外公外婆的樂趣。兒子從事科技行業，我在電腦方面遇到任何麻煩，全部由他解決；他喜歡攝影和古典音樂，尤其是馬勒的作品，那是我感到最不容易聽得懂的音樂，可是他卻領略甚深，往往於無意間為我添來不少「樂」趣。我的父親九十多歲，不但仍然開車、喝酒，旅行，而且還寫字畫畫，拙作《閒讀偶拾》便是由他題簽，他最近才送我一件親手繪畫的文化衫。

　　□　聽說您會十種樂器，是真的嗎？哪十種？怎麽學會的呢？現在還有時間彈奏嗎？那您對音樂如此愛好，是不是經常去音樂廳？一般坐在哪個位置？

　　■　先母曾是音樂教師，從小讓我學過不少中西樂器，曾在小提琴上花了十多年時間，因「三十肩」而不得不放棄；近年仍然彈奏的樂器，只剩下曼陀鈴，多與孫女兒「同樂」。我喜歡音樂，並不常去音樂會，從前是因為金錢、時間上負擔不來，近年是很滿意ＤＶＤ的影音錄象。

　　□　您喜歡旅行，最近有去嗎？您是否經常來內地？對內地的印象怎樣？對國內的幾個大城市，北京、廣州、上海，印象又如何呢？

　　■　過去不足一年內，我曾兩度歐遊，六次到日本各地，兩次到國內，一次往台灣。北京、廣州和上海，先後去了好幾次，沒有什麽值得再說的特別印象是人家沒有說過的。

　　□　您寫的隨筆也好，經濟短評也好，給人很強烈的「掉書袋」的感覺，您到底讀過多少書呢？可否以車載斗量說？您喜歡哪類的書？您家中到底有多少藏書啊？而且您好像有驚人的記憶力。

　　■　引用別人的東西，我一向習慣寫明出處，除了方便讀者進一步查閱，也是避免掠人之美，盡量讓人知道其來有自，結果產生「掉書袋」效應，那是並不美麗的誤會。我看書比較龐雜，從來沒有記錄看過多少書和什麽書，擁有多少書也沒個估計，只知道是幾壁書架，沒有數字。提到記憶力，自有電腦的網絡搜查，記憶力再好，也顯不出什麽大作用，更何況年紀關係，記憶力大不如前，還說什麽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