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貴的視角：读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

2005-8-30 王则柯


　　十八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中国经济》（The Chinese Economy），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计划经济的中国，让人耳目一新。不久前，邹教授专论中国经济的第二本着作《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其中译版也即将面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一个全景式的引言之后，全书分五大部分，凡二十二章。第一部分是历史背景和总论，第二部分是宏观经济分析，第三部分是经济发展论题，第四部分是具体部门分析，第五部分是经济体制研究。

一　人口问题

　　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人口政策和关于经济学教育的两章。在题为「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的第三章，邹教授把较大的人口数量和较高的人力资本列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所谓较高的人力资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比较彻底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二十多年，所以农民还记得如何运作私人农业，这和苏联曾经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很不相同。记得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92年访问中山大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点。至于比较积极地评价人口数量大的经济作用，就笔者有限的阅历所及，真是前所未闻。的确，一些朋友基于中国人口是美国五倍的事实，曾经慨叹如果中国人口也像美国那么少，那么每个人拥有的空间和资源就会增加五倍，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也会像美国那么好。这些叹息者只知道人会消费，忘记了人也工作，更不了解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这样的铺垫之下，标题「人口」的第十一章，以计量经济的方法得出「是经济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更能显著地降低出生率」的结论。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观察。邹教授强调用数据说话。中国的出生率在1957－80年期间的下降和在1987年以后的连续下降，都是邹上述结论的重要支持。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生率在未来一定还会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进一步的演进，的确不能再归结于政策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是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过去二十年比较严厉的人口政策，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是甚么样子。长远而言，是经济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更能显著地降低出生率，不过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段，比较严厉的人口政策，还是很有必要。

　　邹教授指出，严厉的人口政策侵犯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这一尖锐评论，很值得我们深思。包括人口问题和宪政问题在内，人们常说我们「别无选择」，理由是中国的国情严峻。现在看来，是不是真的「别无选择」，也许需要重新思考。

二　经济学教育现代化

　　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论述，是邹教授新着的一个亮点。

　　邹教授在谈到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中国的迅速进步时说，「主要的动力是负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官员采纳现代经济学的愿望和决心」，「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页358）。这里，笔者引了邹教授的两句话。对于第二句，我们绝对感同身受；对于第一句，我们的感觉却有点儿不同。长期在底层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除了2001年有点突然地（并不专门为经济学教育）鼓励使用国外原版的先进教材以外，我们真是很难想起有甚么自上至下直达底层的推动，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反而，我们长期面临的，是如何应付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检查，如何应付「接轨课程」在分量上超过「坚持课程」的批评。虽然邓小平曾题词「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而接轨的努力还能够惨淡经营，但是负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官员的上述愿望和决心，在从上而下到达基层的时候，竟然完全变了样，这给人们研究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例子。中央集权的一个特性，是无论怎么做都给你规定得十分周详。无论你和最上层的（也许非常开明的）官员认可的做法有所不同，还是你和直接负责你的教学和研究的下层官员的意见有所偏离，日子都不会好过。这种制度的后果，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前，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所谓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指标。恰恰在这些关节上，经济学教育现代化做得不那么出色的学校，反而要甚么有甚么，而获得邹教授好评的学校，不少都被挤到边缘。

三　视角不同最可贵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笔者的感受是，出版繁荣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贡献，不在负责官员的良好愿望和行政决心之下。

　　出版繁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从上而下的控制真是很严，关心可谓过度。甚么不可以说，甚么不可以评论，甚至甚么不要报导，甚么必须回避，频繁细致得让人感叹负责的官员怎么能不累。但是另一方面，繁荣毕竟还是繁荣，哪怕是看起来只有手指缝那么大的天地，以国人的智慧，也能抓住它，成就新的增长点，做出有声有色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

　　学术出版繁荣对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贡献，尤其值得书写。作为这个繁荣的重要部分，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著作，得以大量引进出版，这就为学校师生提供了选择。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审定的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论定「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都「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但是只要能够看到现代经济学的这些著作，已经珍惜个人思考能力的学子，仍然会作出判断，并不理会教学大纲的苦心告诫。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标准，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课程，因为在很多关键部位不科学，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应实事求是的东西。俗语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课程，常常不敢面对学生的质疑。相反，现代经济学的道理，贴合人们每天的生活经验，贴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起飞的进程，对渴望真知的学子，具有巨大的亲和力。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是这种亲和力的基石。十多年来，追求真知和科学的教师和学生，就是凭着这样的底气，与上头下来的种种导向、诱惑和规范抗争。

　　记得1999年在北京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以后，钱颖一教授在一个小范围的会晤中谈到他的一则观察，大意是：十多年来，中国财经部门官员的现代经济学素养已经提高了许多，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官员；但是大学的情况，却很难令人满意。我同意这个观察。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大学里经济学学得比较好的就流动到财经特别是金融部门以外，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大环境，还在上述也许好心的中央集权控制之下。

　　邹至庄教授作为当事人，他关于「负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官员采纳现代经济学的愿望和决心」的叙述是真实的；我们在下面为了推进经济学教育现代化，需要与上头下来的种种导向、诱惑和规范抗争，也是事实。按照过去僵化的思维，这二者之间应该有个孰是孰非的问题。好在现在人们已经不那么弱智了。不同的视角，得到不同的观察，这就是差异的来由。为甚么开明的官员在上面负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下面推进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努力还是困难重重？问题应该出自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正如邹教授一再强调的（例如页381），制度惯性和官僚主义行为是中国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有效运作的障碍。我体会，它曾经也是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障碍。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上面讨论的是直到1999和2000年的情况。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则是往好的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积极变化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毕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目前的情况，正如邹教授所准确指出那样，一些大学在经济学教育现代化方面之所以走得比较慢，主要困难在于资源不足和难以找到合格的教师。

四　对现实和对理论的把握

　　阅读《中国经济转型》，除了全书鲜明的乐观基调以外，另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对现实和理论的准确把握。例如，在谈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巨大进步时，邹教授一方面告诉世界，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引入许多现代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也提醒外界，相同名称的课程内容可能相差很远。情况确实是这样。大学里名为「信息经济学」的课程却主要讲授系统哲学，或者讲授信息技术信息经济，甚至讲授图书编目信息管理，就是现成的例子。邹教授经常能够从比较积极的角度看待事物，他首先指出这也许未必不好，因为它标志教学的一种自由，接着指出这主要反映教师欠缺把握课程内容的能力。这些都是准确的分析。笔者希望补充一点，那就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一些人不忌滥用时髦的课程名称。

　　还有一点，就是在邹教授笔下，主流经济学「新古典」方法的深刻分析和推导，可以只用人们的日常语言展开。这是十分难得的。典型的例子是劳动供给分析（页197－99），大家在微观经济学课堂上利用方程或者曲线演示了不知多少次，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像邹教授那样，只用日常语言就能准确地介绍给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该书的一些章节，其理论和方法依托是经济计量学，然而，读者并没有看到多少公式和方程。邹教授行文的功力，使这本专著具有很好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