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绝学不绝于我们这一代人之手-----对两门“绝学”现状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邸永君 2004-9-14）
在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曾有一批堪称“绝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拥有为数不少的老一代专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造诣精深、硕果累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痴心不改，为中华古老文明的延续奉献着生命和心血。其中尤以照那斯图先生和刘凤翥先生的成就最值称道，他们分别以八思巴蒙文和契丹文研究而蜚声国内外。
照那斯图先生曾任民族所所长10年，是著名蒙古族语言文字专家。他以八思巴文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享誉学术界。
700多年前，蒙古人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世祖忽必烈命西藏萨迦派学者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而创制国书，并特此颁布诏书以实施推行。当时规定，凡于国家版图之内，新国书可以拼写一切其他文字；同时在国书旁也要附上汉字和其他主要民族文字，与之并存使用。这样，作为拼音文字的“八思巴文”就此诞生。八思巴文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一百余载，最后随着元朝的倾覆而退出历史舞台。它逐渐被人遗忘，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20世纪初，蒙古人的辉煌历史引起了中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蒙古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逐渐形成。而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它的语言文字，因此八思巴文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至30年代，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始有所作为，但就整体水平而言，却落后于西方学者。而中国毕竟是蒙古学的故乡，中国学者特别是蒙古族学者具有诸多优势。近20年来，随着更多文献的出土，中国学者终于占据了八思巴文研究领域的学术制高点。照那斯图先生就是在八思巴文研究领域纵横驰骋的一代天骄。
照那先生大学时期的专业是现代蒙古语，而研究现代离不开对古代源流的追溯，八思巴文也就被纳入其视野之内。当时国内的资料非常有限，只有一两位学者偶尔发表几篇论文可供参考，故而进展缓慢。至文革乍起，斯文扫地，知识分子厄运当头，照那先生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改。痛苦之余，他的精神没有沉沦。正巧手边有一本俄罗斯学者撰写的有关八思巴文的蒙文译本，他仔细研读，发现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存在着诸多局限，从而认识到自身既懂蒙古文字又通蒙古历史的学术优势，因而决心予以深入研究。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里，不少人在绝望中挣扎，而照那先生心中却燃起了希望之火。他潜心研读八思巴文，大有颜回“三月不知肉味”之境界。其实严格说来，八思巴文并不属于真正的死文字，已有双解的工具书传世。只要发现新的文献资料，通晓蒙古文和历史的学者便能通过悉心研究予以解读。随着大量资料的不断出土，经过照那先生等诸位专家学者的努力，我们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体系有了越来越全面的了解。就八思巴文本身研究而言，中国学者也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八思巴文的拼音单位是比音节还要小的音素。在这种神奇文字的背后，蕴涵着多种文化和多种民族的关联与渗透。
在20余年时间里。照那先生先后发表关于八思巴文的学术论文近80篇，每篇皆是经意之作，力求解读新词，并做到立论审慎、考证精详、自圆其说，因而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
其实学术界对每位学者同行的评价皆有公论，某些研究领域更是狭窄，几斤几两更是心知肚明。发表的文章虽几个人懂，也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学者之间的关注，同行圈内的认可，才是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照那先生认为：通过自己的研究，哪怕是只解读一个字，只要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完成，也就觉得很满足了。这的确算不上大本领，只是认识一种大多数人不认识的字，能给后人留下一些观点和见解，就心满意足。
刘凤翥先生也是民族所的资深学者，他以对契丹文字的研究而饮誉士林。
契丹族曾建立辽朝，与北宋长期对峙，但由来却销声匿迹，踪影难寻。现代科学家曾从基因分析入手，以寻访其去向。契丹族也曾创制文字，并通行使用达300年之久。后来随着战败的契丹族迁徙、流散、直至融合于其他民族，契丹文字也不见踪影。用契丹文字撰写和翻译的书籍竟无一本保留传世，契丹文字遂成真正的死文字。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当辽兴宗皇帝和仁懿皇后哀册（墓志铭）被发现后，诸多文字专家竟面对墓志铭所刻文字面面相觑，一无所知。经历上千年沧海桑田般世事变迁，契丹文字已经辗转成谜，等待着后人去破译解读。
目前，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不过10个，而真正能破译解读一些契丹字并有所减数者，十人之中也不超过四五人而已。与照那先生同年的刘凤翥先生，便是能够破译解读契丹文字的学者之一。
契丹字引起世人关注，应归功于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1922年，这位传教士在赤峰一带传教，闻知当地百姓挖掘了一座陵墓（具说是他雇人盗掘），这就是兴宗皇帝耶律宗真的庆陵。据记载，是年6月21日，辽庆陵三个陵墓中的一个被掘，发现刻有文字的石碑四方，其中两方文字奇特，因不谙捶拓之法，遂以五日之力逐字描摹抄录，并绘制了墓室草图。1923年，北京 118号《天主教公报》刊载了所绘墓室草图及奇特文字的摹写，同年法国10月号《通报》予以转载。一时间，国内外学术界因此而轰动——这奇特的文字正是失传了的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在隐介藏形近九百年后得以重新面世。
契丹文字之解读十分困难，出土的墓志虽然是契丹文和汉文各两种，但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从文字到内容，都有一定差异。应用对照解读方法，仅识别出年月日、少数干支和数目文字、皇帝年号等单词70余个，发音则无一可以确定。日本学者在二战后也开始参与契丹文字研究，并提出“契丹语与蒙古语发音相近”之观点，并以蒙古语确定已识别出的契丹字的读音。后来的研究证明，其中30多个契丹字的读音基本可以得到确认。对契丹文字研究的水平一直进展迟缓，至“文革”时期，仍旧保持在70多个单词的含义，30多个字的发音的水平。
刘凤翥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离校前，系主任翦伯赞先生曾叮咛道：“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务必要学习一两种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将终生受益无穷。”刘凤翥谨记翦老教诲，学习之余，便去图书馆收集有关契丹文字的论文。然而由于旧中国数十年间的战乱频仍、新中国接踵而至的种种政治运动，使得国内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无任何新的进展。
与照那先生一样，刘凤翥先生也被发往五七干校。他不甘于岁月蹉跎，学业荒废，昔日翦老的叮咛又浮现响在耳边。他让妻子将读研究生时摘抄、收集而无暇细看的资料邮寄过来，利用劳动之余的时光潜心研究契丹文字，并一以贯之，直至今日。
契丹文字书写形式是以汉字笔画为基础，而根据造字的时间前后，又分为大字和小字。其构成方式复杂，属于拼音与单音节相结合的类型。至70年代中期，中国在契丹小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迅猛发展，已解读的单词量达3500多个，确定发音的也达到170多个。解读是研究契丹文字最重要的环节，读破译一个字，就是一个进展，一个贡献。刘凤翥先生坚信：勤能补拙，熟能生巧。他运用反复对照、假定推理、以已知求未知等方法，在人名、官名、地名上的研究当面获得的一系列重要突破。
随着研究进程的深入，解读契丹小字的难度越来越大，至80年代以后，进展速度明显趋缓。但无论如何，随着破译的契丹字越来越多，为纠正前人仓促修成的《辽史》中的诸多舛误提供了史料的依据。翦老“终生受益无穷”之语诚不虚也，刘先生曾笑言自己“不仅是自己吃饭穿衣全靠它，而且是安身立命的依托所在”。去年，他得到一份新出土的墓志铭拓片，记录的是一位节度使的生平，但能解读的文字非常少，刘先生如获至宝，逐字逐句加以研读分析。由于假定和推论合理，对文字的解释一路顺畅，两天时间内竟攻下四行。刘先生为此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彻夜难眠，不得不服用安眠药才得以进入梦乡。真是乐在其中，不可与外人道也。
在二位先生的眼中，祖宗留下的东西，后人理应了解和珍惜。任何学科，后人都是踏着前人的肩膀攀登，他曾经踏过别人的肩膀，也希望自己能助后来人一臂之力。同时，他们也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后继乏人而深感忧虑，有孤独无助之感。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传承文明。而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诸多濒临绝继的学问，应当是我们倾尽全力保护的珍贵文明遗产。是否应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如何使绝学不绝于我们这一代人之手，怎样做才不致让我们成为遗弃文化遗产的千古罪人，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辈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