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讨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利害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 郑秉文 江时学 孙洪波 2005-5-15）
一、讨论“拉美化”问题的由来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改革时偶尔提到“拉美化”或“拉美病”。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明确地界定“拉美化”或“拉美病”的概念，只是笼统谈论拉美国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对外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频繁和政局不稳定，等等。由于当时提及“拉美化”或“拉美病”的学者很少，因此他们的呼吁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回应。
2002年，由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一位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吗？”的文章。2003年末和2004年初，“拉美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拉美化”热的出现与几位重要人物的言论有关。
2003年12月6日，在《中国企业家》举办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首先挑起话题。他说：“在欢迎巨大外资的同时，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因为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不是中国的企业。他认为，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正在造成“拉美化”。
2004年1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一次会议上说：“根据他国经验，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发展趋势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人均1000美元后继续向2000美元、4000美元发展；另一类，如拉美等地的国家，人均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就停滞不前。原因在于，人均1000美元后，这些国家原来的比较优势降低了。”
2004年6月，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张文中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他访问巴西后撰写的文章《对拉美化说不》，认为：“从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通过引进外资虽然可以获得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但无限制的、过度的开放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却是根本的、长久的。……事实上，我国的外资渗透程度已然十分严重，如再不警醒，恐难避免重蹈拉美化的复辙。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多出日本30多倍。我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如同在巴西已经发生的结果一样，外资大量进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在全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中，研究人员发现，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他认为，“谨记拉美发展经验的教训，对拉美化说不，应该是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对“拉美化”的不同理解

“拉美化”问题的讨论在2004年达到了高潮。除上述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以外，其他人也不时使用“拉美化”的提法，而各人心目中的概念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有人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修正外资政策时说：“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即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所谓“拉美化”，就是指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一些学者在探讨中国的收入分配时指出，“许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贫富分化是‘拉美化’现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还有人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某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拉美化”的三个特点：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
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以“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为题，提出了“拉美化”之忧。文章指出，“一旦中国的民族大豆加工业被消灭，外资掌控中国大豆市场，‘自己做主，别人当家’的拉美现象将首先在中国大豆产业身上上演。”
一些文章的题目委实非常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文章用了这样的题目：“外资引进‘拉美化’，威胁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一篇讨论中国汽车工业的文章则以“中国汽车飞奔在‘巴西道路’上，‘拉美化’日渐突出”为题。但读者无法从这些文章中得知“拉美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与“拉美化”相提并论的还有“拉美病”、“拉美现象”。但这些提法的定义同样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有人认为，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第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有人在一篇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说：“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使社会成为一个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社会，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类似‘拉美病’的危机可能。”
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文章中，该作者认为，“东亚与拉美的民情和文化不同，东亚国家的政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政府具有更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能化解‘拉美病’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有一篇讨论政府与法治的文章指出，“法治国家不是法律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窒息经济的发展，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原因。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早已发生了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比如所谓的‘拉美病’和‘印度病’。”
有人在讨论自由主义时说，如果“人们最后都习惯于腐败，习惯于用腐败这种方法完成交易，制度将被锁定在‘腐败’这种不良的状态，最后可能出现的不是他们想像中的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出现俄罗斯式官僚与裙带资本主义，或者出现‘拉美病’、‘南亚病’。”
有人在分析中国城乡就业问题时指出，拉美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问题成堆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促进拉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加重了拉美病。”认为，“中国也可以得上拉美病：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不断激化的城市矛盾和落空的经济承诺。”
还有人认为，“人们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对‘拉美病’进行解释，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能够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会促使它们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从而出现拉美现象”。

三、对“拉美化”的不同理解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拉美化”的某些提法和理解不是非常准确的，有些看法应予以澄清和匡正。
第一，对“拉美化”的理解不应无限比喻下去。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地区在发展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简单地把各种问题说成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特有的“病”，显然有夸大其词之虞。我国目前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应是社会分配领域的问题，即主要是两极分化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在努力实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就目前来看，这是我国“拉美化”的主要问题，而不是其他。
如果采取广义的态度，像西方有些学者用来评价俄罗斯那样来对待和比喻我国，这显然不太符合目前我国的改革成就和经济现状。广义的理解和无限制地延伸“拉美化”的比喻范围，不仅不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而且对我国来说其潜在结果和客观效果都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和大方向会产生误解，对全社会将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甚至混乱。
第二，将“拉美化”与利用外资政策扯在一起容易误导决策。如果将“拉美化”的概念理解为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那么，我们可以说，利用外资不会使中国出现“拉美化”。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过度外债，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表明，在进入拉美的外资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明显少于外债。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不是外债，此其一。其二，在进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较少，用于“并购”的较多。我国的情况则相反，“绿地投资”较多，“并购”较少。
第三，对“拉美化”的讨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尽管对“拉美化”的某些理解欠妥，但我们并不否定“拉美化”讨论对我国政策制定者所具有的警示作用。例如，我们在推动改革开放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国际收支风险、资源误置、环境成本、跨国公司和国内私人寡头的垄断，等等。因此，讨论“拉美化”也充分说明，我国的企业家和学者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