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之谤 高小勇
近睹《文汇报》（2001.12.29）、《南方周末》（2002.1.17 ）相继载《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一文，真感心冷齿寒，辗转反侧。
张五常，昔日蜚声国际学界之华人，今日遂成大陆是非之人也。
五常性好事，又多行于庙堂江湖，于是谤誉如影，迤逦随形。
据我所知，张五常仅去年一年，纵横大陆东西南北，进出大学近十所，演讲亦十余场；且不计与人私相授受。其在大陆学界之影响，如日中天胜早年。
十余年前，张五常携《卖桔者言》一小册子登岸大陆，挟西学之精准与中学之传神独步神州；善一者尚难，先生锻打二者于一炉，出神入化般使来，遂炫我国读书界于一时。先生两度蒙我国首脑赐见，始荐世界智者诺奖得主于高层，名声始播于中国。
一九八九年后似销声匿迹，仅闻其仍授业解惑于港大，领衔受职于经济学院之魁首。
其后，名声于大陆又渐起，实乃本报之功或之过也。大陆莘莘学人及好知识之人，大都从本报阅读其文章和报道，方了解其早年在美国求学治学之概况，知其与国际经济学大腕巨擘过从甚密，相斥相呼；知其曾蒙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颁奖仪式，受命解读宣讲科思贡献及制度经济学中玄奥与真谛；知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经济学本身的许多剀切直率，狂放不羁之言。
不过，最近之“张五常热”，似与本报无甚关系。他在大陆的一些演讲本报没有报道，他自香港多次于本报的传真有近半未与刊用。我想此热乃近一年来，张五常自己汲汲奔竞于大陆南北，拍案惊奇于座座学府所致获。
然而，“张五常热”之中，已不似往昔都是喝彩溢美，已有批评相杂，谤誉参半了。
诚然，先生才高性爽不甘寂寞，如今邀理解溢美近身于外，已胜早年锤险凿幽学问于内矣。此情非不可解，亦非不可囿。先生中早年驰骋国际学界，横枪跃马与高手相切相蹉，甚洽甚欢；如今辗转留居于亚洲，郁闷久矣。经济学乃西学，为东方之新陌；先生学问湛深，难为周遭真挚欣赏。加之香港为锱铢必较之地，先生更是常陷恨无知音赏之长夜。老之将至，恰逢国家建设与学术布新，知音难觅遂求廉价；欲求廉价，必诉廉价所能悟之俗事。于是，先生忍辱含羞夸饰于世，以邀廉价之理解。然张五常何等人杰，此景断难真正愉己娱己。由是，先生常在狂言痛笑后，有缄默、有愠怒、有轻侮之色乍浮。先生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高处，又不独怆然而涕下，将何以堪?
我本掮客，混迹于斯文，蒙学人赐思想以售。孜孜挣扎于办报，不求闻达显赫于学术（也无此才具），见两报载文专撷先生此段英雄之暮，遽觉有失偏“冷，且待人似薄。鄙人固陋，不知忌讳，径陈浅薄。
“吴敬琏忧患”
我以为，张五常散文、张五常经济研究样式之于中国经济学，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涵义，迄今并不为更多人所理解。我想，从工具的掌握、工具的运用以及最终传达这几个环节，反思我国的经济研究状况；然后尝试回答张五常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五常早年赴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天资过人又遇名师指点，且后又与名流唱和有时，长期浸淫其中，烂熟当时经济学武库中诸多利器于大洋彼岸；在其千变万化的运用中，原理如影随形（参见《卖桔者言》）。按理，这本该是经济学的童子功，但中国经济研究界却在这里常露破绽。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及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为基石，经验归纳地或逻辑演绎地生发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及分支，它的作用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前提；通俗地讲，就是伸出如来佛的掌心，告诉研究者就在这里翻跟斗吧；让你少胡思乱想，少胡说八道，节约你的学习和研究成本。
有几位经济学家曾赐教于我。他们认为，对从事经济研究或从事制度资源配置的人来说，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原理是一块试金石，它可轻易就判断出此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如何；对研究者说来，抬笔论理即知，对官员说来，张口行事就晓。训练有素或者有此直觉者，尽管面临事物错综复杂，论理行事虽不着原理一字，但却尽得其风流。对此原理没掌握或没感觉者，常常是对象愈复杂，他也随之愈糊涂；情形如陶渊明在《桃花源》中所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种情形，在中国经济研究及制度资源配置的实践中并不鲜见。仅说研究，不少经济研究著述和言论，对原理不甚了了，或者因其简单遂以轻视而没有感觉；说事析理，写文章搞研究往往是从原理的某个派生环节出发，甚至你搞不清他的出发点和前提藏匿在哪儿，忘了“经常回到基本原则去”（恩格斯语）；洋洋洒洒浩浩荡荡而来，归去时，常常是只剩下一堆经济学名词术语和自己恐怕都拿不准能否实现的愿望，始终未让人弄明白事情究竟为何如此或如彼。一些官厅学者文章除留下愿望外，还尚余一些具体材料和信息；而一些大学教授、科学院研究员除了愿望外，就愈发不着边际了，只剩味同嚼蜡、来历和形迹皆显可疑的教条了。我想，这种情形大概与中国经济学出生时间不长，且又多与意识形态等其它东西勾连纠缠有关，跟中国以往经济学教育水平低相连。当然，作为一门正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中一路千辛万苦挣脱出来，本质上属于事实判断的学问说来，上述纷扰混乱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相对于一个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跻身世界角斗，正嗷嗷待哺经济学理性的国家而言，我猜，难保不心烦。
对原理缺乏把握和感觉，极易感情用事。去年，一位在今日之中国影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挺身前出，仗义执言，痛斥中国资本市场黑幕，怒掀笼罩其身的“皇帝新衣”。凭心而论，他的前出与诤谏，在如今人心不古的世道，让人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已久违了的风骨和良心，也衬现出了另类的无耻与厚颜。此事及我个人以前之亲历，先生品性高洁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数年前，我将一篇作者来稿之标题编辑更名为“吴敬琏忧患”，意即概括定义，在历代我国知识分子中一脉相传下来的那种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且宠辱皆忘，生死置后，沥胆直谏的情怀。但是，经济学家不仅要“铁肩担道义”，社会分工决定了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妙手著文章”。若以此论，我对吴先生有遗憾。以我办报十年之管窥，吴先生撰文言论多以道德为据，而非经济析理，以感情好恶举褒贬，而非以成本收益抉取舍。经济研究的见识高低深浅，不可依德高望重来判断。若经济决策以德高望重取言，德高望重者感情用言与现实偶合尚好；否则情形可能还愈发不堪，为祸甚于人微。如吴先生指斥中国股市如赌场（我以为真像赌场倒也罢了，赌场还有公平和秩序。但情形是，我们股市还不如赌场，因为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有恃无恐地看底牌）。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二级市场一端，而在于最初为资本市场配置制度资源时就有偏颇，对国有企业、国有券商、会计审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化问题没研究清楚，只将其追求习惯假定为与社会目标相容的享受优惠的特殊市场参与者。否则，怎会光有其圈钱提钞的激励，而不见具体实在之峻厉约束呢？事情滥觞于此，顺流而下，有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经济学家谈这类问题像股民般气急败坏，而不是研究以往和现在制度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何在，以及当今如何审时度势寻找低成本的补阙之途；就此而论，“忧患”情真义切，但质量却不高。尤其后来又一些经济学家接踵而至，用意良善地相互厮打争闹（所谓“论战”，毋宁说：“混战”），与百姓有何异呢？于国家、于股市又有何益呢？自去年6 月的股市不啻于一场金融风暴横扫，中国经济研究界从中又吸取到什么呢？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原理不是不熟悉、不自觉，而是怀疑其能否一般化。比如最大化问题，就有学人指出中国古代左右局势的人对经济财富增加并不怎么上心。但我认为，这不是最大化不能一般化于古代某个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有古代统治者对经济不上心，并不证伪那时那个集团不存在最大化问题，只是说明最大化的内容有别于今。比如他们追求的是民风纯朴，人人尧舜，教化牧人或其他目标罢了。而不能因其最大化内容让我们感到奇怪和新鲜，就说最大化问题不能一般化。而最大化存在，就有成本问题踵接。就拿教化牧人的最大化目标来说，就存在成本收益问题。如历史上的科举替代以往的荐举、察举、九品中正制；科举的考试内容由四书五经替代诗词文赋，科举中第标准最终格式化为八股文，大都跟节约教化牧人选拨干部的成本有关。否则，事情就很难理解。
如对比一下美国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更有意味。前两年我在京与杜润生老人聊天，他认为，当时的需求走低可能给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改革平添了难度，因为要拿捏政府调控刺激经济与政府干预之区别难度高，且官吏猫腻多，城市化可能是将发展与改革之利兼得的一个办法。受杜老启发，我找曾帮助我采访诺奖得主的那位美国朋友（未学过经济学），请他帮忙联系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市长，采访城市化问题。那朋友闻后先愕然后善言：“不好办。你想想，他们支付时间接受你采访，他们的好处在哪儿得到？繁忙的市长与大都退休的诺奖得主不一样。”此番话可见经济学理性对美国人行为支配如影随形，时间成本之于退休的诺奖得主和美国城市市长是大不一样的，且成本之高低影响着对收益的预期，诺奖得主给你时间，对回报要求可或有或无；但市长可不行，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遥远中国刊登一篇他的采访，回报几近于无。另一个例子即是去年筹办“全球金融评论”时，见美国财长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保持美元之强势对美国的成本和收益”，上来就紧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之穴位。可见其政府做事不光考虑要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深究比较、穷觅成本更低的制度资源配置（而不是考虑什么美元强势弱势的“面子”）。甚至，可能因挖掘发觉出新的约束条件，发现成本太高不划算而放弃开初所欲的“最大化”。
若与洋人对比，恐怕更显我国专司经济研究的人对原理工具之隔膜。而这对熟谙西方的张五常看来，情形可能迹近荒诞，依他性格会大呼“惨不忍睹”。若不如斯，他怎会自费布道于大陆南北东西；怎会在退休赋闲后，还心急火燎为大陆学人赶写《经济解释》一书；他怎会危言耸听以惊麻木？张五常宣称“不读书”，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劝人不乱读书，不妄言，读好书，听玉言，以求学习效果之“最大化”呢？如今气功大师、算命先生与经济学家为伍相傍，周游列省，做报告当顾问，已成我国一大景观和时尚。一方姑妄讲之，只要你给钱；一方姑妄听之，只要你被“展览”。面对现实中那种似满腹经纶可一触现实具体即乱章法的研究者，那种满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讲却不见成本、约束影子的“任督二脉未通就宣称气功大师”的人（黄有光《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本报2001年9 月14日第四版），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弄成这般，张五常极而言之地大吼一声“不读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这样一位汲汲心系于中国发展富强，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日夜眷念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学传教士，我们是否应该心怀感激，撩衫屈膝？至少，不该以瑕掩瑜吧。
2.格物
真实世界经济学的返朴归真其实，对中国经济研究界而言，张五常最重要的并不仅是他谙熟原理工具，“全套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以及捕捉问题的精准刁钻和白描写意的传神表达，而是他对真实世界如痴如醉的好奇和忠诚。这一点，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样容易做到。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经济学有了长足的进展。愈来愈多的青年学人行文析理搞研究，表现出了以往所不多见的对原理工具的热情、心领神会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尽管也有好的研究和应用，但最大的亮点是“搬运”，即把原来西学的工具“搬运”到国内来，弄到课堂中去。国内一两所大学留学归来之精锐，在其中兴办中心或主持学院，苦心经营，励精图志，国外原理和国际学术规范被大量“搬运”，用先进新式的工具武装自己、武装弟子已成自觉，他们大致已向那个想起来就激动得心跳的方向稳步前进了。让其他地方和机构在艳羡时也感到了压力（我有时猜想，如果教学网络化，这样的“中心”和“学院”如此奔竞，全国将有多少所大学的教育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即把将经济学的安身立命处，从价值判断渐渐地移放到事实判断上来，将一门学问的威信来源，改造为理智的，而非统治的；与过去那种“设下一个完备的体系，概括人间道德、人类的希望以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的那种价值判断体系不同（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9 月第一版），中国经济学已从搬运工作中愈来愈获得那样一种本质和张力--追求理性裁断。
“搬运”工作，对改善和提升中国经济教育的理性和水平，提升中国经济研究的理性和水平，都产生了重要刺激和推动，其意义将随着斗换星移愈来愈显豁。由于深信这一点，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傍晚，我与林毅夫教授佇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朗润园中望夜空，我心怀钦佩和感激地对这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说：将来中国经济学能与世界一较高低的出类拨萃之辈，必生长于斯。
如斯学习蔚然成风，也带来这样一种结果：即对种种新式武器的迷恋，以及数学逻辑的崇拜，而轻视经验事实。事实上对张五常的“轻蔑”就萌生于这些忙于“搬运”的中国经济学最前卫一族。他们对真实世界的兴趣，显然不如他们对数学来得那么钟情。然而，在张五常的学术价值观里，赋予数学的地位却远比他们以为的要卑微得多。这显然与他们平常感觉有了落差，对那些有过由于数学上的豁然贯通而沉醉欢欣经验的经济学人说来，尤其如此。他们宁愿判断张五常是“过去了的”：张五常的大多数研究不合国际潮流地不用数学，那还叫研究吗？如此研究竟还在中国获得巨大名声，名符其实吗，难道不需要以正视听吗？
你得承认，在数理模型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基本游戏规则的今天，对张五常的这种菲薄是有力量的。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张五常除博士论文之外，在往后的论述里也几乎只用文字”，他与其好朋友科斯都写得一手优美散文，喜欢以文字而不是数学论述问题（《科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本报2001年9 月14日第1 、4 版）。
经济学藉数学获得长足的进步，主要是将已知的事实或约束条件设定为数学演绎的前提，或置入数学工具的框架做假定获得的。约束或前提数学化后，大致出现这样的景观：一是显示出的因果关系，比以往的文字处理来得更确凿精准，首尾一贯，更加完满；二是发现过去文字表达的因果关系有不少逻辑错误。现代经济学人再一次体会到了古时希腊人那样的陶醉自得，大喜过望，而对数学主要还是梳理已知事实和知识这一点并不在意。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将数学化当作游戏规则后（熊秉元教授称之为“诱因结构”），前往数学山朝圣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一种厘清思想的工具成了圣器之后，便有一种这样的后果：唯工具所尊而轻视真实世界；更有取巧者发现数学逻辑演绎，假设的约束条件或前提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并不一定需要真实世界的事实；子虚乌有但只要弄得像真实的即可；有了如此低成本高收益之门径，便有了人的鱼贯进出。因为做那样的“约束”，只要把数学弄熟了，便可以如法炮制。而要真正地理解真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找约束，是一个吃苦力但并不一定讨好的活儿。
在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治学多年的张五常深谙其中机关：“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要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所说，是鲁莽而又无耻的”（《佃农理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0年7 月第一版）。我想，这些发现对特立独行的且又对现实世界有着浓厚好奇心的张五常说来，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的自负也使得他没法心安理得地把这种智力游戏和竞赛玩下去。如此搞学术，倒亦是诉诸理智，但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般，逻辑上精致无比，但与真实世界有何关系呢？靠它又怎样能获得真实世界的知识呢？
而且，张五常本人的一些遭遇，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主流”是迷信不得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据他说出版后三十年，每年要被引用近20次，历久犹新。但就是这样一本他自认为“名著”的书，在大名鼎鼎的，让全球经济学者趋之若骛的《美国经济学报》却有了一段令他深感屈辱的故事。
《佃农理论》，1949年台湾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反常”为研究题材的。当时台湾政府在改革中硬性规定了地主与农民在农产品上的分成比例，即地主所得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此政策实施后，台湾农业产量急升。在经济学看来，这件费解反常之事产生了一个好的问题：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固定租金比分成合约交易费高，可地主为什么还要前者呢？而要漂亮地解释这个真实世界的“反常”，你就必须调查是何约束条件导致（其实这件事对我们学习台湾经济发展经验非常有意义。一般说来，全世界政府的管制大都会有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总有权利受损；然而台湾之举却是皆大欢喜：政府、地主、农民均有进帐。在市价引导下，拿捏关节之精准，主意政策之简洁，令人回味）。
然而就是这篇极富洞察力的从真实世界打捞上来的干货，《美国经济学报》却似有眼无珠，编辑转述评审员意见说，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要张五常以此为出发点修改。这显然是一种荒诞，要用想当然的前提替代真实世界新出现的事实。这说明什么呢，我以为是数学逻辑僭越的一个后果，他们更愿意接受理论的逻辑，而不喜欢现实的逻辑。数学的引进，就像过去中国的科举表达形式格式化为八股文一样，节约了辨认学术成果的成本。但是，这种辨认更多是逻辑形式的，只判定它在给定条件下是否首尾一贯自圆其说。而假定的条件和前提是否真实，是否值得研究，就大有可讨论的了。如果匿名评审的是这方面专家，情况还好；但即使如此，美国学术分工之细，他又怎么去把握一个偌大真实世界里隐藏在错杂中的约束条件呢？张五常显然就遇到了一位自认为逻辑上自该如此的想当然的评审专家。
不难想像，有过这样一些经历见闻，却又总要知道“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的张五常，“主流”在他心里还存有几许神圣？
有着渊博数学知识背景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对数学的历史早有观察：“大多数科学从它们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件事物了。……希腊人天才的片面性，也结合着数学一起表现出来：它是根据自明的东西而进行演绎推理的，而不是根据已观察到的事物而进行归纳的推理，它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惊人的成就不仅仅把古代世界，而且也把大部分近代世界引入了歧途。根据对于特殊事实的观察以求归纳地达到某些原则的科学方法，代替了希腊人根据哲学家头脑得出的显明公理而进行演绎推理的信念，这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西方哲学史》）。事实上，数学的逻辑有助于我们梳理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它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之功能。而能否发现真实世界中的新的事实和知识，对经济研究来说却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经济研究在解释人的行为和世事，要解释费用成本高低，都离不开现实约束条件，人或某项政策的最大化追求总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所谓的约束条件常常就是真实世界的新事实。
张五常见识了经院主义经济学之后，乃觉无趣和失望。否则，他怎会以“在香港出生，从小爱海”之由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芝加哥而去西雅图呢？这在当今那些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投奔“主流”，以与“主流”为伍、入伙，当作人生最终目标的人看来，这实在是“自甘堕落”。张五常逃逸中又恰逢一直在“主流”外的流浪汉科斯，俩人大倒苦水，相泣拥抱，一拍即合，心心相印，于是，一个务实的中国人和一个务实的英国人--一对“坏孩子”撒腿跑得离主流更远了。说来也是，自以为一身绝技的少林寺和尚，成天的生活却只是诵经比记性，看寺护院，而不用来下山应付外面真实世界的种种“意外”，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俩人并不觉得未跟“主流”一伙是什么羞耻，而他们认为无意窥见的作弊才是羞耻。这种生活根本就不值向往，完全就是一种煎熬。
持器下山，回到真实世界的张五常，遽然有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苏东坡《前赤壁赋》）的通吃感。深知“主流”破绽和软肋的他，真的就如其宣称的那样：“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高手杀得片甲不留”（《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 月第一版）。
1973年他发表了《蜜峰的神话》，通过自己在华盛顿原野及果园的三个月调查，证明了蜜峰给果树传播花粉的服务，以及果农供蜜峰花中采蜜，都是以市价成交，且市价之精确比日常一般商品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功地反驳了诺奖得主米德由蜜峰活动而起的“市场失败”之论，指出其立论前提只是逻辑真实而非实情。
诺奖得主阿罗认为发明专利权收费不易，需要政府援助发明研究；同时他还认为，专利权持有人收费就会在边际减少发明的使用，对社会无益。张五常又指其高论是坐在书房里演绎想当然。张五常调查过专利租用合约，其收费结构五花八门。他在文章里说：“我只知道收费的复杂性，却解释不了，阿罗显然连这复杂性也不知道”，言下之意是诘问：堂皇之论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用“共用品”理论解释灯塔，以证明何种物品和服务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张五常用科斯的调查却说明，经济学家关于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的“共用品”理论虽然精湛，然而却被张五常和科斯当作教训：“我们认为许多经济学者所要‘解释’的现像，都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是枉费心思”，“若不知道事实真相，就很难用理论去解释事实”（《卖桔者言》）。或许俩人在心底里就认为，离开真实世界观察，单靠数学逻辑演绎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惊人智慧，往往可能只是极其精炼的愚蠢。
张五常与科斯的论述，不用数学而用事例，用文字而不用符号。似乎与“主流”的差别仅是在表达形式上的，只要前提真实可靠可观察，怎样展开都可以。事实上，可能数学逻辑表达得更清晰和精确。开初，接触张五常及科斯，我以掮客之心度了智者之腹，以为二人如此行文是为了获得普遍传达性，同时也感觉到这种表达形式使经济研究成果更易于让人了解，从而也有利于大面积地提高人的经济理性。于是在办报中和与学人接触中也鼓吹如此说事论理。樊纲、汪丁丁、张军的散文集都描述过我“监工头”般形状。但后来我明白，张五常及科斯采取如此与“主流”不同的论述方式，意义要比表面看来深刻得多。
从真实世界出发，寻找真实约束，讲事例比数学难作弊得多，造假也不易，这种方式使整个研究过程都被真实世界约束着。尽管它的叙述可能没有数学表达的优点，易产生歧义甚至逻辑矛盾，但它却有着最大的优点--真实。一个真实事例里的现状与约束的关系，往往比数学模型里的这种关系更门户大开，更频繁地经受经验事实的冲击，而且相始终。张五常与科斯说事例，并不是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那种讲一个故事说明已知原理的那种经济学连环画，因为这种“经济学故事”并不给人新的信息，它只是让非专业人员了解这门学问，至多加深理解而已。而是指原理工具早已成竹在胸的学者，在敏锐发现现实中的“反常”、“费解”后，大胆假设或凭预感去猜测何以致此的现实约束，细心耐心调查现实约束的，以求新的发现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样式，然而今天我们都快将其视为“左道旁门”，归入“茶座”闲聊一类了。但真正好的这类研究，提供的真正知识，决不在所谓“主流”的数理模型之下。对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意外”、“反常”，“费解”之事大大多于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该如何分工呢？我认为，不看事例做模型，实在是比较优势的误置。我曾戏问一位编辑同行，你那本学术杂志发那么多文章，如果把数理模型拿掉，还剩点什么，会不会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如此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如此激励学人，自己眼睛看到的事都不以为然了，那份欲跻身国际学术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匪夷所思。
波普尔在《猜测与反驳》里试图给人类拥有的“最受尊敬的那一部分知识”（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科学定义，认为一种理论有无科学性的标识之一是敢不敢冒险，授人以柄，即说理论事把可观察的根据前题亮出来；而不是一个假说，一个因果关系里的前提或根据让人既无法说错也没法说对；让人无从检验，觉得可疑。张五常与科斯们讲事例是大胆授人以柄的，从真实世界的事例出发，又在其中调查约束，证明其发现；从前题到结论的整个过程既易于观察又容易证伪。就寻找真实世界的知识而言，说事例所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显然优于主流的数理模型。
只要不是把经济研究当游戏，当智力竞赛，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欲获得这个真实世界的真知灼见，便大可不必为比张五常使用数学多而得意洋洋，完全可以先将数学放到一边，先在真实世界里去为它找前提，去仔细勘察真实世界里的约束何在。得大要之后再干技术活儿也不迟。经济学若要解释现实世界形形色色费用成本的高低由来，以及“反常”，仗恃数学无济于事，只能万分耐心地观察事实，注意新的事实，因为它们中或许就有你踏破铁鞋所要寻觅的“约束”，它既可检验你的理论，还可启发新的假说。如此得来的学问就是真刀真枪了。
和香港大学其他学者赐稿一样，张五常每次传真本报的首页均是香港大学经济学院笺函。笺函抬头都有“格物致知”四个隶篆。我想，这恐怕是港大经济学院的“院训”；而且，我还有理由推测，是张五常自大洋彼岸归来受聘该院魁首时，对此是深抱认同的。
曾任北京大学掌门人的蔡元培，对“格物致知”四个字也别有心得。蔡元培是1892年殿试得中清末进士的。而在此之前的1883年，15岁的蔡元培参加浙江江阴县县试，中秀才的童试卷，论的即是格物致知：“随物而穷其理，随物而致其知也”。想必蔡元培于此之悟，深邃于其它，否则考官不会在其试卷上如此评语：“简洁名贵，滴滴归原。合观前几场，或优或劣，判若天涯，岂果文有一日之短长耶，抑不尽然耶”（《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能也正由于此，才有自由民主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滥觞。蔡元培当时显然已察觉“四书五经”等教条并不能规范天下之物，自然不能致穷天下之理。堂堂求知圣地，岂能自立菩萨自拜佛，划地为牢，局限心智，一切还是留待自由格物后再说吧。其实，牢人心智哪里仅仅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呢？一旦重染数学逻辑病狂，且又可让人浪得虚名，理智倒是诉诸理智，可真实世界又何处得见呢？如此经济学除了少数人把玩，谁又敢仗理行事而不怕步步踏空呢？
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度，加之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向来又没有机制上的“可计算性”，处理信息成本极高，于是大而化之由来久矣。国门渐开时，演绎的欧洲大陆哲学似曾相识，自然亲密拥抱。然而，在这世界真正得益的却是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为圭臬的英美国家（张五常关于“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的说法也有失粗率。强调“预感”，大胆假设没有错，但初始点还应是真实的经验事实。而这正是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的。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张五常一致，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前面还应有个弄准经验事实的前提。而这正是张五常毕生所追求的，那又为何要歧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尽管，如今英美国家也用数学的八股来“科举”国内外的士子，看你持器如何。但如果数学工具的痴迷替代了真实世界的观察，这实乃又是一次不幸的僭越。
如此情形，让刚从神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西方哲学史》）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经济学迎头撞上：神学，武断而又飘逸，但其宏阔无比无从证伪已让今人所不屑；但另一种束缚，却是理智且精致，无此经验难免中计，有此经验亦可能乐于中计。事实上，张五常科斯一类经济学家的叛逆和反抗也没有占到什么上风，并为此黯然神伤：“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了”（《佃农理论》）。严肃认真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目前似乎正而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按象牙塔之路、智力表演之路的要求装备自己；还是应中国实践之急需，照真实世界经世致用的要求来装备自己。两者皆有成本，每个人有着不同约束，所以选择不易（我把自己见过的十来个诺奖得主大致分为三类，尽管我没有资格，但我在此奉献点愚蠢博读者灿然一笑以抵读报之费用：第一类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他们实际上是统计学家和科学家，如克莱因、西蒙、福格尔、马克维茨等；第二类是经院主义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阿罗等，他们志趣和气质是贵族的，他们追求智慧精致逻辑完美及沉思的快乐，以至不愿意让真实世界的例外扫兴、倒胃口；第三类经济学家气质更象是平民，如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等，他们缺乏欣赏形式美的雅兴，更感兴趣在现实世界追逐隐秘的真实，捕猎约束。我想，诺奖得主如此形形色色是与偏好、禀赋及个人生活经历约束有关）。
同样是国际知名学者，杨小凯对张五常的惋惜很有意味：“张五常的企业理论虽然很有创见，但却是很少被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数学模型表达的……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就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 月第一版）。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仅就我对张五常的管窥，我以为早已学业满师下山到了真实世界的他，是不屑的。其一，他在美国已看多了数学的弄虚作假及学术场上的红尘烟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其二，他在真实世界“破案”成瘾，离却巫山不是云。
前两年我出国经港，两次蒙张五常之邀在其家听其用粤港普通话相告：“有两种真实，一种是数学逻辑里的真实，一种是真实世界的真实”。他自认为他和科斯是在后一种“真实”中活动的经济学家。然而英雄气短，狂傲的张五常也有悲从中来时，他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寂寞伤感悄泄：“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科斯的思想与我最相近。他不用数学，不谈逻辑，任何问题都先用预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信奉这后者的经济学者少，问题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学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发表文章不多，代价大，回报率也不高：科斯与我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际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数之不尽的文章没有机会写出来”（《佃农理论》）。倾听到此，我有些难过；脑海里浮现出这位已六十有几的老人去年不辞辛苦自费奔波于大陆座座学府的情景--苦心可鉴，哀心可鉴。对这位走遍天涯只关注“格物致知”，而不屑抄书造公式“穷理致知”的经济学浪人，对这位磊落使才慷慨任气而不介怀世俗成败的经济学侠客，我倒感到庆幸：多亏你没有效劳于那些洋八股和把门的差衙，没有泯灭羞耻去同享虚巧之乐；否则，我们又到何处去见识和领略这等智慧和超绝？?
三招两式：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旧事重提。
有一个人，销声匿迹久矣。尽管我与他从未谋面，而且互通电话也就那么一两次，但是我时不时就没来由想起他，对其他朋友讲起他。一年前，因事去浙江大学，我还向经济学院院长打听他的下落，才知道他从英国回来后，在杭州当了几年经理，现在又回到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当所长。
他叫刘吉瑞，是8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当年，他曾与吴敬琏先生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是一员骁勇的大将；与目前就任阁僚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齐名，同组为战友。他在1989年前后去英伦求学，大约在7 、8 年前，他从漫天大雾，只闻海啸鸥吟的普利茅斯寄来过几篇稿子给我。其中一篇文章很沮丧，说，在中国当一个经济学家比当一个木匠容易。
这一声叹息是令人震惊的。我感觉大抵也是当时的实情。但觉得绍兴擅刀笔，这位鲁迅家乡的人为文精准然而刻薄，易犯众怒，遂怏怏放弃（八年前，光明日报《文摘报》说我讲中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就引起风波，我还向关心我的好些前辈做了解释。其实，我讲的是像张五常那样能用散文做学术研究的人）。后来，见惯了成天招摇于电视报刊，危言耸听以邀名，不着边际就获利的那些气功大师和江湖术士们，才更多感受到了那一声叹息里的沧桑。
今天兴起的张五常谤誉，让我又想起了刘先生那篇文章讲到的一件事--虽然不雅--但可以为今天之情势传神微妙。刘先生说，西方经济学家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段彼此攻讦的情形：甲派倨傲地批评乙派，连一种做爱方式都不懂就乱搞一气；而乙派讽刺调侃甲派懂得48种方式，可就没碰过真人儿。当今中国经济研究界里“乱搞一气”的人，几乎可以在媒体天天见到，亦可在家家书店相逢，不奇怪；然而一些看似懂两种方式的人，指责无招胜有招的高手“乱搞一气”，倒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了。
有论者指斥张五常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过于自信，胡吹乱侃，证据之一就是张五常竟然跑到政治领域，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独裁方式搞改革，比用民主方式搞改革好。
我看不出这算什么胡言乱语。我不理解的倒是：这种批评似乎更应该出自像其他一类容易对西方式民主一厢情愿，浪漫昏聩的性情中人之口才是，为什么竟出自专司经济研究之人的口中？
事实上，张五常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民主理论、政府理论，以及为此所做的极具洞察力的发挥，正是他过人之处的又一卓绝表现；是一种不断要求增加其科学性的理论，对目前可资利用的事实的又一次试探性出击，主动迎受证伪。依我孤陋寡闻看，张五常这一发挥，让以往西方的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或多或少暴露出了其可疑，显露出了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不发达”。张五常这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出击，不是什么“过于自信”，倒是为社会科学谋求了些“发达”和科学。
在张五常的框架下，市场、民主、独裁是不带感情褒贬，不含价值判断的几种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的好恶，从本质上讲恐怕只有一点，即费用高低）。在某些情况下，市场的交易费用（非生产性费用）最高，民主次之，独裁的交易费用最低。
举一个不准确但似乎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出租车市场，每个驾驶员的技术既不可能是一样好，也不可能一样坏，总是参差不齐的；理论上，市场是可以准确区别定价的，不同的技术匹配不同的价格。但由于求取对称信息的辨识过程复杂，市场交易费用几乎可以说是无穷大，你不可能把全城出租车都乘完来获取信息；即使你有了充分信息，但在你打的时，你所钟情的司机也很难刚好就在你旁边。你就遇到了通常所谓的“市场失败”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就选择另外两种费用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民主或独裁。比如说民主，要把消费者代表和出租车司机代表遴选出来，把专家请来，集中在公用事业委员会讨论定价，最后投票表决；比如说独裁，就由公用事业委员会首长一锤定音，就这么着了，1 公里10元或12元钱。比较两种方式，民主较独裁费用高，但独裁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更大费用。再将二者与市场比较，虽然定价不如市场来得准确，但费用都较市场低。
张五常在下面一些约束条件下展开了自己的“民主与独裁”理论：其一，欲真心改革，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不发达国家，起步时面临的往往是行政权力覆盖整个经济的情况，许多决策得不到市价指引是题中应有之意，否则就无须改革；其二，欲获市价引导之经济，清晰界定的产权制度与平等自由交易的市场制度，是为全球经济发展史业已证明了的“单方独步”，是现成已知的；其三，在得不到市价指引的情形下，改革的资源配置方式只好在费用较低的民主或独裁两种方式中选择，独裁的费用比民主低，至少等价。张五常由此提出了重要一问：在权力集中，资源配置缺乏市价引导，但却有建立市场经济之国际现成经验的这些约束条件下，欲改革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以形成市价引导之经济，民主与独裁哪种方式费用最低？他告诉说，用独裁直接配置资源于产权制度创新与市场制度建设，以尽快形成市价，费用最低；而民主投票相对于已知的知识自显浪费与不经济，因为最高票数也否决不了日出东方和日落西山。有了产权、市场，自然形成市价；一旦资源基本由市场配置，受市价指引，民主与独裁这两种方式应对的畛域也自然廓清，它们活动局限在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事件和场合中，更有效地节约市场省不下来的费用。
张五常关于改革的“独裁与民主”的理论的解释力是强大的，对于我们理解印度、新加坡、香港、台湾、智利的经济发展，是一条好的线索。
印度不可谓不民主，但其国有企业成群，私企与政府勾连紧密，若不是因其班加罗尔最近的软件业崛起使经济有所改观外，缺乏市价指引的民主反使其获得了“印度之路”绰号，成了全球经济研究界概括说明贪污制度化情形的最常用词汇。
新加坡、香港、台湾、智利经济起飞时，没有人说它们是民主的。香港仅仅多了个媒体言论自由，而智利军政府在皮诺切特执政期，更是视民主如无物，邀请一群“哈佛小子”推行铁血市场化。但他们的产权是清楚的，交易是自由，是有市价的；资源主要由市价光天化日引导，独裁再错也影响有限。它们的经济发展，如今世人有目共睹。
凯恩斯讲过：“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更容易的学科吗？一门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天赋的罕见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曼昆《经济学原理》）。张五常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结合”？注意一下张五常涉及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章，如《香港之谜》、《民主与市场》、《民主与交易费用》、《产权与民主》等，大都写在1983年至1984年间。那时候，中国的市场发育远远不及现在。回顾走过的历史，估算一下政府和百姓在其中所付的成本及所获的收益，再想想我们是否有资格批评这位经济学家。
如今重温总设计师邓小平那句“不争论”的告诫，遽然感觉伟人的深谋远虑，以及对社会费用的精准拿捏。他似乎讲的不是媒体该如何如何，恐怕讲的是改革决策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辩证法；讲的是欲获市场经济之基础，何种方式费用最低。
我以为，我们对张五常的批评可能冒失鲁莽了些，多少暴露出了一些我们经济学教育和学习的失败。否则，怎会欣赏不了张五常对价格理论的更一般化运用；怎会领略不了其对价格理论之重心--费用约束--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自如操纵呢？事实上，除开对张五常进行的大兵遇上秀才般的武断粗暴外，即使欣赏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有误解。对成本、交易费用概念使用最多、领悟也远在好些人之上的盛洪就说：“他（科斯）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张五常……科斯对中国的建议是：”共产党加产权‘。由于太简单了，这句话并不好理解。共产党，我想是指稳定的政治局面；产权就不用解释了，我想，不言而喻的是，产权是可以交易的“（《经济学精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5 月第一版）。”共产党“与”产权“是因果关系，在约束条件下，政府用总经理方式而不是用股东大会方式，去直接建立产权制度及使之能平等自由交易的市场制度，会大大节约交易费用。与”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无关。
想想中国经济研究界对自己同胞张五常的误解和不了解，不知有多少人会垂头丧气？
那么，张五常何以无招胜有招的呢？我以为他的秘决主要就是“两个一般化”。
第一个“一般化”就是把价格理论“进行到底”。在经济学的武库里，价格理论可能显得太朴素，不那么新式；成本收益分析太简单，不足以示新潮，不少人手里掂掂又另选了。孰知张五常拿起来就觉蛮合手，出门使开便呼爽。于是持此器径自奔向真实世界搜索“成本”、调查“约束”去了。以费用成本之简御现实之繁，满世界地寻找“成本”，观察形形色色“费用”的表现形式；却以散文形式姿意做广度横扫，将社会之林林总总“成本”厘清归类，拨块划堆，以让人开心地识别和辨认。张五常持价格理论之火器，几乎对任何事实都予以扫射开火，小到邓丽君，大到中国改革。西方学界争论“经济学帝国主义”问题，其实看看张五常所行之事，诺奖得主贝克尔也算小巫见大巫了。
将已知的经济学因果联系知识在真实世界做一般化应用，是经济学家经常性的工作；经济学家能否正确运用已有的知识，对真实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事例，反复处理表达，对国家、社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通常的制度资源配置者，并不是经济学家。
美国总统雇用几十名经济学家组成顾问委员会，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收政策，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形成劳动市场。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国会依靠国会预算办公室建议，该机构由经济学家组成。美联储……也雇佣了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来分析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曼昆《经济学原理》）。原因就在于，很迷惑人的真实世界需要分工出来一批经济学家，面临千变万化的浩繁现象，反复地处理和表达已知的因果关系，并说明哪些现象仍受哪些因果关系支配，给世人以提醒和告诫--注意：那人穿着裙子仍是个男人，那人刮了光头仍是女的；那人虽是男的或是女的，但可能做了变性手术，约束条件变了，费用成本相应会发生变化。格林斯潘就是一位干这种活儿多年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传教士。
而我国好些常年“值班”于社会的经济学家，大抵暴露出两种情形：一是不熟悉经济学已有的因果关系知识；二是熟悉的又视真实世界如无物，以为数学和逻辑里自有乾坤，事实上对哪种武器威力如何并不尽知。于是“值班”大多就是抒发感慨，一厢情愿，看着穿花衣服的都当女人，看着刮光头就当男人，不知费用成本在何处，和百姓龙门阵的区别就是语言晦涩似显斯文。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原因一二三，对策一二三”的似是而非的建议和奏折呢，那么多装神弄鬼的公式模型呢，这与科学的因果关系何干呢？前两年的粮改以及去年证券市场的国有股减持，成天出没于媒体的经济学家，不见有谁分析过国内外约束条件，可为这两项政策支付的费用却是以上千亿万亿计。五、六年前在京拜谒国家计委与中国证监会前高官，征求本报读者意见，两人都报怨学者不了解情况。我当时还反驳说，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了解各种资源情况，未必就了解费用是高是低，为何高为何低；未必就比经济学家还经济学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信息。比如，北京一教授最近告诉我，民航总局春节前开了个改革的会，局长在会上批评说：国家把资产委托给了我们经营，我们没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却老去搞打折。我想，局长对中国空运市场的运行和资源情况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却没有正确的知识帮助他正确地理解“打折”，理解他所面临的市场，理解资产如何才能增值保值。然而当时我出门后也沮丧地想，如果那些严肃认真的学者--且丢开那些气功大师江湖术士不论--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而不是满足于武器展览，多了解些真实世界“约束”而不为纷繁现象所惑，我国资源配置情形又该如何呢？我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学教育情形又如何呢？我国的经济学家声誉是不是就少遭许多败坏呢？这种情形表明，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媒体，与经济研究及教育从业人员之间的“合约”出了问题，研究质量之低，证明费用之高。北大中国经研中心卢锋先生曾提出重新安排“合约”的建议，以在经研人员之间、教学人员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竞争。
张五常的第二个“一般化”，则是除了倾心持价格理论在广阔的真实世界做比别人更一般化的运用外，还将武器做过“一般化”的改良。他从不受诱惑滥用其它新式武器，既然你相信一个理论是科学的，你就不要朝三暮四，那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得不偿失。除非你做学问就是想学点花拳绣腿当敲门砖。他将“不确定风险”、“道德风险”、“博弈”等全处理在了费用里，而将外部性处理在了“合约”里，就使手中的武器功能愈加完善，但却保持统一，火力甚猛，却让人感觉无招胜有招。他说，“太多的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了”，张五常前年甚至宣称他竟将科斯定律也“一般化”地处理了，说“我从中国发展的角度再看科斯定律，竟然发觉这定律是错了的”（《思想要像天马行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0年5 月增订版第一版）。张五常是性情中人，意兴正酣时，发现好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或无意享受如此快感，并没有直觉或领略到价格理论这种武器的全部力量，还在附近满头大汗、满额愁纹不得要领地搬弄武器，虚构约束前提，且还煞有介事地数学处理，模型造假，于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了让其他经济学家感到难堪的言论。
科思一九九四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有一段回答竟与张五常如今遭到抨击的“不读书”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从未学习过经济学类的课程，从没有。那使得我的思维不接受任何约束，十分自由。这是优势……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时，不是靠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什么。我愿意从一些问题着手，然后决定如何去分析这些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很显然，二人所谓的“不读书”并不是要人不去掌握武器，而是掌握娴熟一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够了；如果一件武器有如此威力，何必披挂太多，象仪仗队似的，负荷过重，增加征战的成本呢？由于此，张五常对武器展览，如博弈论等就啧有烦言，也有了对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的遗憾：有如此过人才华智慧干嘛去摆弄“超边际分析”呢，简直是滥用嘛；也有了“失传的价格理论”的哀鸣（见2001年8 月本报）。说来也是，哲学上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原则早有告诫：“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通俗点说，张三行，干嘛还找李四，乃至王麻子呢？当然，照杨小凯看来，倒真有“必要”换换工具。在他看来，古典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比现在的价格理论威力更大。只不过当时无法将其数学化，世无英雄遂使价格理论“竖子”成名。如今有了新的数学工具，实在有必要卷土重来一统天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 月第一版）。但究竟是因为数学工具的缘故，让价格理论浪得虚名，还是因为费用成本所致的适者生存，就不是我等“票友”所能置喙的了。
张五常对经济学因果联系知识、对价格理论的简化及一般化处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般的挥洒运用，以及用一手优美的散文而不是数学表达，这与他对“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的看法有关。
张五常说物理学是研究物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自然包括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行为、社会阶层行为等）；而研究说明人的行为要那么多数字，数学干什么？我于1992年在海南目睹过他与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冲突，他下来对我说邹是统计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由于张五常对经济学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认识，相应地对价格理论就做了简化，重心就落在了费用与人们之间的合约上。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合约，二人以上世界就有了合约，小到婚姻，大到国与国关系，短到一次买烟，长到终生雇佣；人与人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联系构成形形色色的“合约”（若不如斯，贝克尔摸到别人家里说两口子的事还得个诺贝尔奖就属荒诞）；而合约就有费用，所谓费用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费用。人总是在费用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如果比较两个经济，同样GDP ，净收益却多少不同，而问题的答案往往就须去合约里找。
人们之间的合约总是真实世界的事，不调查合约，就无从了解费用高低；而不了解费用，也就无法判定合约的效率及如何改善。张五常把这一过程叫“破案”。
张五常给我们描述过在芝加哥一个“天大寒，路如铁”的晚上，他与弗里德曼交谈，高手间过招的情形：行不到数十步……他一连串地问了好些问题，在十多分钟内把我多年想过的问题差不多全提出来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使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部想过，所以对答如流……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别的思想法门，所以快得像神龙见首不见尾……想了一夜，我意识到他的法门只有两招。其一是价格理论的重点，他简化后拿得很准。其二是有了理论为依归，他想时只向浅中求，用的全是普通常识……看人家弄魔术，觉得神乎其技，难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简单法门。当年我对价格理论重点的操纵，不让弗老，得到他‘浅中求’的提点，自己也就变得有‘行雷闪电’之能“（《佃农理论》）。我1994年在旧金山采访弗里德曼，见弗老家中放着张五常的照片，而且谈到张很感自豪。可见张五常所言不虚。
张五常根据自己对经济学本质的领悟，简化了价格理论，在合约与费用之间，也的确用不着多少数字帮忙，也没有多少事拜托给数学。真神还需装神弄鬼吗？是骡子是马直接牵出来遛遛不就得了吗？
国际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又要数字又要数学（据张说目前又发生返朴归真变化），于是张五常在证明过自己在那方面亦不让人须眉后，便放任自己性情，操一手优美散文，径直研究起真实世界形形色色的合约来了，懒得理你那些装神弄鬼的事。他很自信：“在象牙塔里的学者似乎不明白，学术--就算是最深的学术--是可以普及的……以散文格式来写学术……可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港版《卖桔者言》）。张五常的散文，无论如何姿肆汪洋，大都恪守着科学研究的章法，隐含着一个完整的假说；大都既有现象，又有约束的猜想和调查，以及约束与现象间的推理。
艺高人得意：“学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道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同上）。
张五常的学术散文对于中国经济研究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意义，我想有三。
其一，他坚持在真实世界找学问，比仅从数学逻辑演绎来的知识更可靠，如此在真实世界的合约与费用间行走，并善于将其辨识分类，一般化处理，增大了发现新的因果关系的概率及理论创新的可能。布坎南、科斯、贝克尔就是分别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前人从来未解释过的政治、公司、婚姻合约而获诺奖的。目前，憧憬做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最上心的事，他们不讳言要去竞争诺贝尔奖了。我大致留意了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对获奖者的评语，获奖的人大致在两个方向，一是工具创新，二是在新类别的合约里发现新的可一般化的因果关系。我以为华裔经济学家中，分别最靠近这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杨小凯，一个是张五常。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对杨小凯的微言没有更多考虑到其知识资源及偏好的约束，杨小凯的数学相当好，且在用“超边际分析”整合其他理论过程中，对经济学武库里多种武器如数家珍，尽悉短长沿革，门门清。同样是国际知名学者的杨小凯教授也有他的治学成本收益观。他认为作一个发明武器的人比作一名运用武器的人合算。为此，他在北大短暂客座时曾给我聊起过。大意是，萨缪尔森就是一个大武器商，全世界大学已使用他的《经济学》有数十载，他至今的影响和源源不绝的版税，实在是世界经济学家中能在约束里追求最大化的顶尖高手。但是，经济学乃西学，是一门早已成熟的学科，以此忖度，杨小凯在工具创新方面获诺奖，胜算无多。除非像他预言的那样，他那本“新兴古典经济学”二三十年后在世界大行其道，替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成为全球教科书。而在新的因果关系发现这个方面，不确定性却很多。在这方面，哪怕你成天“搬运”武器，没日没夜追求创新也无济于事。它似乎是纯簌天成的事儿。它跟社会实践发展以及知识积累有关，科斯理论新发现的因果关系，几十年后才被人认识到可一般化，就是一例。但是，人若对真实世界的现象与约束间的因果关系，思考成自觉，一般化处理成自觉，尽管大多是异曲同工，倒是有了可能性，老在河边走就容易湿了鞋。林毅夫教授曾指出，改革的中国简直就是一座金矿。我想他指的就是其中有许多合约未被前人（国内外）调查研究、分类辨识，以及解释过；一旦某一类合约中蕴含的新的因果关系被发现，且能一般化于发展中国家，理论就创新了。弗里德曼1993年就曾在本报预测，中国经济学家获诺奖之可能，在于能否从理论上（我想指的是用合约变迁与费用的框架）把中国改革说清楚。张五常是把合约与费用间因果关系一般化的高手。如他所问“欲获市价引导之经济，民主与独裁配置改革资源哪个费用最低”，我不知道前去香港收集张五常中文作品的诺奖评委们是怎样评价这一问的。或许不如科斯“为什么会有企业”一问可一般化于世界，古往今来；但对欲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说来，我以为这一问石破天惊。
其二，张五常的散文与政府与国民的知识素养相匹配，由于又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学问，在现实中更能派上用场，更经世致用，容易将经济知识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其三，尽管以散文格式写学术，但他篇篇文章里都隐含着科学的假说及可证伪性，人的行为与约束之间都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因果联系。我想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如果为更多的中国经济学人掌握，恐怕那些内容空空如也，用数学模型装神弄鬼的魔术师们，以及那些把胸毛拍飞了的算命术士和气功师就有了失业之虞。
办经济学报纸，今年已满十个年头了。时有苦闷无趣挥之不去，“票友”十年，见多了气功表演术士算命，也见多了八卦掌西洋拳；看过似梁山水泊王伦一般喊“来来来”的人物，也见过现实中力拨垂柳的鲁智深（谁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那般躬行现实，在贵州偏僻山乡吃住行数月）。我不是有教养的斯文看客，看着看着就忘情，若干年来时不时在编者按里喊“因果关系”喊得嗓子冒烟，但大多来稿依然既不见猜测假设，也不见约束前提。想来怕是那些气功大师江湖术士在社会上太成功了；报纸要办，电视要播，老板官吏要风雅，反正有人买单付帐。如此低成本高收益的示范，自然诱惑人去不着边际地危言耸听于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记得前几年有天夜里很难受，给湖南朱锡庆教授的电话里说，我不办报纸了，要去做生意，或是写小说。但民以食为天，沉淀成本如斯自然难以脱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与科斯著作中译本的作者陈郁聊天，他说，我知道你想要张五常那样的作者，但是太难了。如今想来果是箴言，倘若当时懂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我可能就去杀猪当屠户，或干清扫下水道的活儿去了，还装这斯文作甚？
幸好也事有转机，从来稿中也见到一些像张五常那样思考问题的青年经济学人，让我终于熬过来。现在想来，所遇困顿也是正常的。春节，北京一教授对我盛赞他的学生如何如何了得。我于是讲了一个故事请他开学后让学生猜测假设：我出差全国，见各地中巴皆如狼似虎不守规矩。一日打的，前面中巴又骤然停车，险些与我们撞上。的士司机无奈摇盘另择路而行，边倒车边嘀咕“惹不起”。我问为何，他说中巴违规至多扣车一天即放行，说不定当天又上路营运了，他们把交警早搞掂了。我问，你干嘛不能搞掂交警？司机懒得理我。北京那教授与我各假设一种约束，说明为何中巴能搞掂交警而的士不行：其一，中巴运行线路通常较固定，而的士满城飞，的士若要求交通秩序约束下的载客最大化，靠贿赂交警成本高，得不偿失；而中巴由于路线固定则此法可行；其二，从交警角度看，对中巴与的士执法费用是不一样的，的士通常载人少，违规处罚阻力较小；而中巴载人较多，交警处罚停运，势必引发较大反弹，累人麻烦，如北京公交车不怕交警即是一例。我让北京这位教授让他的学生分析判定这两种约束中哪一种与现象更相关；有无新的约束能反驳此两种约束并替代掉它们；如果确定一种约束与现象确实相关后，这一因果关系如何一般化？
我对北京那位教授说，我期待你的学生的回答让本报的读者和编辑大开眼界；也期待你的学生挑战真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现象，猜测假设其约束条件，发现条条因果关系，显示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夜半抚今追昔，本报面临的约束远甚于任何报刊，守候十年，含辛茹苦，怆然惨淡，既不是等人算命，也不是为了看气功表演；既不是为了得几本经济学连环画，也不是为了欣赏那耍魔术般的故作高深。坦率说，是殷切于大大小小的“张五常”们垂至。
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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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2-01-07 夏业良 文汇报
笔者主要是希望在对“张五常热”的一片叫好声中插入一种不同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即便是张五常这样的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也有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产生误导作用。
近一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针对国内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和学术界内外的浮躁现象作出了严肃而有深度的批评。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与进步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从整体来看，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水平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一方面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经济学高级学位教育（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水准参差不齐，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实际上并不具备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因此绝大多数高校事实上无法开设与英美大学中经济学博士课程相近水准的高级微观、宏观和数量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掌握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不以为然，似乎只要掌握少数定理绝招就足以“通吃”或“包打天下”。
社会上不少方面对打着“经济学家”旗号的种种观点良莠不分，经常是“照单全收”，有些媒体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捧出一些甚至没有受过经济学基础训练的所谓“经济学家”，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是由新闻媒体册封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某些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的只言片语或者夹杂着个人感情色彩的非学术化表述也会被当作圣经一般受到顶礼膜拜。
“五常”与无常
如今张五常在大陆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不仅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第一人”，而且其做派颇有禅宗掌门人之势，室外弟子成群，言论著作漫天飞。问题在于张五常并非不学无术之辈，正是因为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曾经有过不俗表现，所以他的态度和言论才不能等闲视之，他的言过其实和时常偏激或极端的表述与说教才足以误导大批孜孜求学的在校学生。
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其理论体系之庞大繁杂，各种经济学分支与流派、方法论与分析工具都争先恐后、各不相让，已经远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时代。然而，张五常却试图以三招两式传授“真经”，以个人的主观判断和预测代替经验分析或实证手段，彻底否定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功用，夸大甚至神化需求定理的作用，将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当作绝对真理，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他人经济学水平高下的“试金石”。这就不得不令人困惑和反思了。
经济解释是可为而不可勉强之事，尤其是为了解释上的“经济”，而妄想使用三招两式就能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如果不是偷工减料，就一定是不自量力。当然张五常近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解释》并非他自己心目中的“经济解释”，所以目前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经济解释”才是他集数十年学术功力的“封山之作”。据说这些连载的文章最终将汇集成册，读者们可能不久就会见到这第二本（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解释》。
其实以张五常先生的学识和地位而言，本大可不必亲自赤膊上阵，一会儿“王婆卖瓜”，一会儿“料事如神”，把个好端端的资深学者形象硬是改变成喜欢自夸自，将自己装扮成具有远见卓识的超级大侠和在经济学世界中大闹天宫的“老顽童”。
以笔者之拙见，五常先生倒真是有“五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如今又扬言其《经济解释》（此处指的是尚未出版的那本）已经超越斯密、马歇尔等人，无意中又将自己置于大师行列之中；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不知这算不算误导学生？五是常常以自己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俨然一个“事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张五常的具体言论笔者在《经济学家茶座》第七辑的文章中将有详细引证，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在张五常的言论中发现他的“无常”（矛盾）之处，比如说他所传授的经济秘笈有时是两招，有时却不知为何变成了三招。再比如说他自己常常自夸其预测的准确性，但他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知他今天是否仍然这样认为？
缺乏经验证据支撑的判断
张五常1996年曾经撰文认为，民主刺激更多的腐败，“在民主及投票制度下，腐败比专制制度下更可能泛滥和持久”。他还认为，“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身上蔓延，但在最上层官员中不存在。”“等级制有助于减少经济租金的消散。引入民主投票表决会破坏等级制，造成租金的大规模消散和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张五常之所以得出上述推断，据他自己说是来自对印度、台湾、韩国、泰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考察。但从他的文章来看，我们没有能够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经验证据来支撑他的判断。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许多方面的评论无法充分展开，充其量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批评，未必能够直指其谬误之要害。笔者主要是希望在对“张五常热”的一片叫好声中插入一种不同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即便是张五常这样的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也有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产生误导作用。此外，大家应当更多地把注意力或仰慕的眼光转移到目前正处于国际学术前沿领域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身上，比如钱颖一、杨小凯等来自中国大陆的杰出经济学家。这就好比我们是在为中国足球队鼓劲加油的拉拉队员，我们固然不应忘记已经下场的主力队员，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多地为仍在场上奋力拼搏的队员喝彩。（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张五常，昔日蜚声国际学界之华人，今日遂成大陆是非之人也。
五常性好事，又多行于庙堂江湖，于是谤誉如影，迤逦随形。
据我所知，张五常仅去年一年，纵横大陆东西南北，进出大学近十所，演讲亦十余场；且不计与人私相授受。其在大陆学界之影响，如日中天胜早年。
十余年前，张五常携《卖桔者言》一小册子登岸大陆，挟西学之精准与中学之传神独步神州；善一者尚难，先生锻打二者于一炉，出神入化般使来，遂炫我国读书界于一时。先生两度蒙我国首脑赐见，始荐世界智者诺奖得主于高层，名声始播于中国。
一九八九年后似销声匿迹，仅闻其仍授业解惑于港大，领衔受职于经济学院之魁首。
其后，名声于大陆又渐起，实乃本报之功或之过也。大陆莘莘学人及好知识之人，大都从本报阅读其文章和报道，方了解其早年在美国求学治学之概况，知其与国际经济学大腕巨擘过从甚密，相斥相呼；知其曾蒙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颁奖仪式，受命解读宣讲科思贡献及制度经济学中玄奥与真谛；知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经济学本身的许多剀切直率，狂放不羁之言。
不过，最近之“张五常热”，似与本报无甚关系。他在大陆的一些演讲本报没有报道，他自香港多次于本报的传真有近半未与刊用。我想此热乃近一年来，张五常自己汲汲奔竞于大陆南北，拍案惊奇于座座学府所致获。
然而，“张五常热”之中，已不似往昔都是喝彩溢美，已有批评相杂，谤誉参半了。
诚然，先生才高性爽不甘寂寞，如今邀理解溢美近身于外，已胜早年锤险凿幽学问于内矣。此情非不可解，亦非不可囿。先生中早年驰骋国际学界，横枪跃马与高手相切相蹉，甚洽甚欢；如今辗转留居于亚洲，郁闷久矣。经济学乃西学，为东方之新陌；先生学问湛深，难为周遭真挚欣赏。加之香港为锱铢必较之地，先生更是常陷恨无知音赏之长夜。老之将至，恰逢国家建设与学术布新，知音难觅遂求廉价；欲求廉价，必诉廉价所能悟之俗事。于是，先生忍辱含羞夸饰于世，以邀廉价之理解。然张五常何等人杰，此景断难真正愉己娱己。由是，先生常在狂言痛笑后，有缄默、有愠怒、有轻侮之色乍浮。先生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高处，又不独怆然而涕下，将何以堪?
我本掮客，混迹于斯文，蒙学人赐思想以售。孜孜挣扎于办报，不求闻达显赫于学术（也无此才具），见两报载文专撷先生此段英雄之暮，遽觉有失偏“冷，且待人似薄。鄙人固陋，不知忌讳，径陈浅薄。
“吴敬琏忧患”
我以为，张五常散文、张五常经济研究样式之于中国经济学，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涵义，迄今并不为更多人所理解。我想，从工具的掌握、工具的运用以及最终传达这几个环节，反思我国的经济研究状况；然后尝试回答张五常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五常早年赴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天资过人又遇名师指点，且后又与名流唱和有时，长期浸淫其中，烂熟当时经济学武库中诸多利器于大洋彼岸；在其千变万化的运用中，原理如影随形（参见《卖桔者言》）。按理，这本该是经济学的童子功，但中国经济研究界却在这里常露破绽。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及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为基石，经验归纳地或逻辑演绎地生发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及分支，它的作用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前提；通俗地讲，就是伸出如来佛的掌心，告诉研究者就在这里翻跟斗吧；让你少胡思乱想，少胡说八道，节约你的学习和研究成本。
有几位经济学家曾赐教于我。他们认为，对从事经济研究或从事制度资源配置的人来说，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原理是一块试金石，它可轻易就判断出此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如何；对研究者说来，抬笔论理即知，对官员说来，张口行事就晓。训练有素或者有此直觉者，尽管面临事物错综复杂，论理行事虽不着原理一字，但却尽得其风流。对此原理没掌握或没感觉者，常常是对象愈复杂，他也随之愈糊涂；情形如陶渊明在《桃花源》中所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种情形，在中国经济研究及制度资源配置的实践中并不鲜见。仅说研究，不少经济研究著述和言论，对原理不甚了了，或者因其简单遂以轻视而没有感觉；说事析理，写文章搞研究往往是从原理的某个派生环节出发，甚至你搞不清他的出发点和前提藏匿在哪儿，忘了“经常回到基本原则去”（恩格斯语）；洋洋洒洒浩浩荡荡而来，归去时，常常是只剩下一堆经济学名词术语和自己恐怕都拿不准能否实现的愿望，始终未让人弄明白事情究竟为何如此或如彼。一些官厅学者文章除留下愿望外，还尚余一些具体材料和信息；而一些大学教授、科学院研究员除了愿望外，就愈发不着边际了，只剩味同嚼蜡、来历和形迹皆显可疑的教条了。我想，这种情形大概与中国经济学出生时间不长，且又多与意识形态等其它东西勾连纠缠有关，跟中国以往经济学教育水平低相连。当然，作为一门正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中一路千辛万苦挣脱出来，本质上属于事实判断的学问说来，上述纷扰混乱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相对于一个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跻身世界角斗，正嗷嗷待哺经济学理性的国家而言，我猜，难保不心烦。
对原理缺乏把握和感觉，极易感情用事。去年，一位在今日之中国影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挺身前出，仗义执言，痛斥中国资本市场黑幕，怒掀笼罩其身的“皇帝新衣”。凭心而论，他的前出与诤谏，在如今人心不古的世道，让人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已久违了的风骨和良心，也衬现出了另类的无耻与厚颜。此事及我个人以前之亲历，先生品性高洁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数年前，我将一篇作者来稿之标题编辑更名为“吴敬琏忧患”，意即概括定义，在历代我国知识分子中一脉相传下来的那种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且宠辱皆忘，生死置后，沥胆直谏的情怀。但是，经济学家不仅要“铁肩担道义”，社会分工决定了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妙手著文章”。若以此论，我对吴先生有遗憾。以我办报十年之管窥，吴先生撰文言论多以道德为据，而非经济析理，以感情好恶举褒贬，而非以成本收益抉取舍。经济研究的见识高低深浅，不可依德高望重来判断。若经济决策以德高望重取言，德高望重者感情用言与现实偶合尚好；否则情形可能还愈发不堪，为祸甚于人微。如吴先生指斥中国股市如赌场（我以为真像赌场倒也罢了，赌场还有公平和秩序。但情形是，我们股市还不如赌场，因为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有恃无恐地看底牌）。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二级市场一端，而在于最初为资本市场配置制度资源时就有偏颇，对国有企业、国有券商、会计审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化问题没研究清楚，只将其追求习惯假定为与社会目标相容的享受优惠的特殊市场参与者。否则，怎会光有其圈钱提钞的激励，而不见具体实在之峻厉约束呢？事情滥觞于此，顺流而下，有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经济学家谈这类问题像股民般气急败坏，而不是研究以往和现在制度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何在，以及当今如何审时度势寻找低成本的补阙之途；就此而论，“忧患”情真义切，但质量却不高。尤其后来又一些经济学家接踵而至，用意良善地相互厮打争闹（所谓“论战”，毋宁说：“混战”），与百姓有何异呢？于国家、于股市又有何益呢？自去年6 月的股市不啻于一场金融风暴横扫，中国经济研究界从中又吸取到什么呢？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原理不是不熟悉、不自觉，而是怀疑其能否一般化。比如最大化问题，就有学人指出中国古代左右局势的人对经济财富增加并不怎么上心。但我认为，这不是最大化不能一般化于古代某个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有古代统治者对经济不上心，并不证伪那时那个集团不存在最大化问题，只是说明最大化的内容有别于今。比如他们追求的是民风纯朴，人人尧舜，教化牧人或其他目标罢了。而不能因其最大化内容让我们感到奇怪和新鲜，就说最大化问题不能一般化。而最大化存在，就有成本问题踵接。就拿教化牧人的最大化目标来说，就存在成本收益问题。如历史上的科举替代以往的荐举、察举、九品中正制；科举的考试内容由四书五经替代诗词文赋，科举中第标准最终格式化为八股文，大都跟节约教化牧人选拨干部的成本有关。否则，事情就很难理解。
如对比一下美国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更有意味。前两年我在京与杜润生老人聊天，他认为，当时的需求走低可能给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改革平添了难度，因为要拿捏政府调控刺激经济与政府干预之区别难度高，且官吏猫腻多，城市化可能是将发展与改革之利兼得的一个办法。受杜老启发，我找曾帮助我采访诺奖得主的那位美国朋友（未学过经济学），请他帮忙联系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市长，采访城市化问题。那朋友闻后先愕然后善言：“不好办。你想想，他们支付时间接受你采访，他们的好处在哪儿得到？繁忙的市长与大都退休的诺奖得主不一样。”此番话可见经济学理性对美国人行为支配如影随形，时间成本之于退休的诺奖得主和美国城市市长是大不一样的，且成本之高低影响着对收益的预期，诺奖得主给你时间，对回报要求可或有或无；但市长可不行，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遥远中国刊登一篇他的采访，回报几近于无。另一个例子即是去年筹办“全球金融评论”时，见美国财长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保持美元之强势对美国的成本和收益”，上来就紧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之穴位。可见其政府做事不光考虑要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深究比较、穷觅成本更低的制度资源配置（而不是考虑什么美元强势弱势的“面子”）。甚至，可能因挖掘发觉出新的约束条件，发现成本太高不划算而放弃开初所欲的“最大化”。
若与洋人对比，恐怕更显我国专司经济研究的人对原理工具之隔膜。而这对熟谙西方的张五常看来，情形可能迹近荒诞，依他性格会大呼“惨不忍睹”。若不如斯，他怎会自费布道于大陆南北东西；怎会在退休赋闲后，还心急火燎为大陆学人赶写《经济解释》一书；他怎会危言耸听以惊麻木？张五常宣称“不读书”，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劝人不乱读书，不妄言，读好书，听玉言，以求学习效果之“最大化”呢？如今气功大师、算命先生与经济学家为伍相傍，周游列省，做报告当顾问，已成我国一大景观和时尚。一方姑妄讲之，只要你给钱；一方姑妄听之，只要你被“展览”。面对现实中那种似满腹经纶可一触现实具体即乱章法的研究者，那种满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讲却不见成本、约束影子的“任督二脉未通就宣称气功大师”的人（黄有光《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本报2001年9 月14日第四版），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弄成这般，张五常极而言之地大吼一声“不读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这样一位汲汲心系于中国发展富强，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日夜眷念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学传教士，我们是否应该心怀感激，撩衫屈膝？至少，不该以瑕掩瑜吧。
2.格物
真实世界经济学的返朴归真其实，对中国经济研究界而言，张五常最重要的并不仅是他谙熟原理工具，“全套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以及捕捉问题的精准刁钻和白描写意的传神表达，而是他对真实世界如痴如醉的好奇和忠诚。这一点，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样容易做到。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经济学有了长足的进展。愈来愈多的青年学人行文析理搞研究，表现出了以往所不多见的对原理工具的热情、心领神会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尽管也有好的研究和应用，但最大的亮点是“搬运”，即把原来西学的工具“搬运”到国内来，弄到课堂中去。国内一两所大学留学归来之精锐，在其中兴办中心或主持学院，苦心经营，励精图志，国外原理和国际学术规范被大量“搬运”，用先进新式的工具武装自己、武装弟子已成自觉，他们大致已向那个想起来就激动得心跳的方向稳步前进了。让其他地方和机构在艳羡时也感到了压力（我有时猜想，如果教学网络化，这样的“中心”和“学院”如此奔竞，全国将有多少所大学的教育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即把将经济学的安身立命处，从价值判断渐渐地移放到事实判断上来，将一门学问的威信来源，改造为理智的，而非统治的；与过去那种“设下一个完备的体系，概括人间道德、人类的希望以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的那种价值判断体系不同（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9 月第一版），中国经济学已从搬运工作中愈来愈获得那样一种本质和张力--追求理性裁断。
“搬运”工作，对改善和提升中国经济教育的理性和水平，提升中国经济研究的理性和水平，都产生了重要刺激和推动，其意义将随着斗换星移愈来愈显豁。由于深信这一点，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傍晚，我与林毅夫教授佇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朗润园中望夜空，我心怀钦佩和感激地对这位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说：将来中国经济学能与世界一较高低的出类拨萃之辈，必生长于斯。
如斯学习蔚然成风，也带来这样一种结果：即对种种新式武器的迷恋，以及数学逻辑的崇拜，而轻视经验事实。事实上对张五常的“轻蔑”就萌生于这些忙于“搬运”的中国经济学最前卫一族。他们对真实世界的兴趣，显然不如他们对数学来得那么钟情。然而，在张五常的学术价值观里，赋予数学的地位却远比他们以为的要卑微得多。这显然与他们平常感觉有了落差，对那些有过由于数学上的豁然贯通而沉醉欢欣经验的经济学人说来，尤其如此。他们宁愿判断张五常是“过去了的”：张五常的大多数研究不合国际潮流地不用数学，那还叫研究吗？如此研究竟还在中国获得巨大名声，名符其实吗，难道不需要以正视听吗？
你得承认，在数理模型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基本游戏规则的今天，对张五常的这种菲薄是有力量的。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张五常除博士论文之外，在往后的论述里也几乎只用文字”，他与其好朋友科斯都写得一手优美散文，喜欢以文字而不是数学论述问题（《科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本报2001年9 月14日第1 、4 版）。
经济学藉数学获得长足的进步，主要是将已知的事实或约束条件设定为数学演绎的前提，或置入数学工具的框架做假定获得的。约束或前提数学化后，大致出现这样的景观：一是显示出的因果关系，比以往的文字处理来得更确凿精准，首尾一贯，更加完满；二是发现过去文字表达的因果关系有不少逻辑错误。现代经济学人再一次体会到了古时希腊人那样的陶醉自得，大喜过望，而对数学主要还是梳理已知事实和知识这一点并不在意。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将数学化当作游戏规则后（熊秉元教授称之为“诱因结构”），前往数学山朝圣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一种厘清思想的工具成了圣器之后，便有一种这样的后果：唯工具所尊而轻视真实世界；更有取巧者发现数学逻辑演绎，假设的约束条件或前提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并不一定需要真实世界的事实；子虚乌有但只要弄得像真实的即可；有了如此低成本高收益之门径，便有了人的鱼贯进出。因为做那样的“约束”，只要把数学弄熟了，便可以如法炮制。而要真正地理解真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找约束，是一个吃苦力但并不一定讨好的活儿。
在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治学多年的张五常深谙其中机关：“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要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所说，是鲁莽而又无耻的”（《佃农理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0年7 月第一版）。我想，这些发现对特立独行的且又对现实世界有着浓厚好奇心的张五常说来，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的自负也使得他没法心安理得地把这种智力游戏和竞赛玩下去。如此搞学术，倒亦是诉诸理智，但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般，逻辑上精致无比，但与真实世界有何关系呢？靠它又怎样能获得真实世界的知识呢？
而且，张五常本人的一些遭遇，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主流”是迷信不得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据他说出版后三十年，每年要被引用近20次，历久犹新。但就是这样一本他自认为“名著”的书，在大名鼎鼎的，让全球经济学者趋之若骛的《美国经济学报》却有了一段令他深感屈辱的故事。
《佃农理论》，1949年台湾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反常”为研究题材的。当时台湾政府在改革中硬性规定了地主与农民在农产品上的分成比例，即地主所得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此政策实施后，台湾农业产量急升。在经济学看来，这件费解反常之事产生了一个好的问题：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固定租金比分成合约交易费高，可地主为什么还要前者呢？而要漂亮地解释这个真实世界的“反常”，你就必须调查是何约束条件导致（其实这件事对我们学习台湾经济发展经验非常有意义。一般说来，全世界政府的管制大都会有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总有权利受损；然而台湾之举却是皆大欢喜：政府、地主、农民均有进帐。在市价引导下，拿捏关节之精准，主意政策之简洁，令人回味）。
然而就是这篇极富洞察力的从真实世界打捞上来的干货，《美国经济学报》却似有眼无珠，编辑转述评审员意见说，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要张五常以此为出发点修改。这显然是一种荒诞，要用想当然的前提替代真实世界新出现的事实。这说明什么呢，我以为是数学逻辑僭越的一个后果，他们更愿意接受理论的逻辑，而不喜欢现实的逻辑。数学的引进，就像过去中国的科举表达形式格式化为八股文一样，节约了辨认学术成果的成本。但是，这种辨认更多是逻辑形式的，只判定它在给定条件下是否首尾一贯自圆其说。而假定的条件和前提是否真实，是否值得研究，就大有可讨论的了。如果匿名评审的是这方面专家，情况还好；但即使如此，美国学术分工之细，他又怎么去把握一个偌大真实世界里隐藏在错杂中的约束条件呢？张五常显然就遇到了一位自认为逻辑上自该如此的想当然的评审专家。
不难想像，有过这样一些经历见闻，却又总要知道“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的张五常，“主流”在他心里还存有几许神圣？
有着渊博数学知识背景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对数学的历史早有观察：“大多数科学从它们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件事物了。……希腊人天才的片面性，也结合着数学一起表现出来：它是根据自明的东西而进行演绎推理的，而不是根据已观察到的事物而进行归纳的推理，它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惊人的成就不仅仅把古代世界，而且也把大部分近代世界引入了歧途。根据对于特殊事实的观察以求归纳地达到某些原则的科学方法，代替了希腊人根据哲学家头脑得出的显明公理而进行演绎推理的信念，这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西方哲学史》）。事实上，数学的逻辑有助于我们梳理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它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之功能。而能否发现真实世界中的新的事实和知识，对经济研究来说却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经济研究在解释人的行为和世事，要解释费用成本高低，都离不开现实约束条件，人或某项政策的最大化追求总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所谓的约束条件常常就是真实世界的新事实。
张五常见识了经院主义经济学之后，乃觉无趣和失望。否则，他怎会以“在香港出生，从小爱海”之由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芝加哥而去西雅图呢？这在当今那些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投奔“主流”，以与“主流”为伍、入伙，当作人生最终目标的人看来，这实在是“自甘堕落”。张五常逃逸中又恰逢一直在“主流”外的流浪汉科斯，俩人大倒苦水，相泣拥抱，一拍即合，心心相印，于是，一个务实的中国人和一个务实的英国人--一对“坏孩子”撒腿跑得离主流更远了。说来也是，自以为一身绝技的少林寺和尚，成天的生活却只是诵经比记性，看寺护院，而不用来下山应付外面真实世界的种种“意外”，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俩人并不觉得未跟“主流”一伙是什么羞耻，而他们认为无意窥见的作弊才是羞耻。这种生活根本就不值向往，完全就是一种煎熬。
持器下山，回到真实世界的张五常，遽然有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苏东坡《前赤壁赋》）的通吃感。深知“主流”破绽和软肋的他，真的就如其宣称的那样：“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高手杀得片甲不留”（《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 月第一版）。
1973年他发表了《蜜峰的神话》，通过自己在华盛顿原野及果园的三个月调查，证明了蜜峰给果树传播花粉的服务，以及果农供蜜峰花中采蜜，都是以市价成交，且市价之精确比日常一般商品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功地反驳了诺奖得主米德由蜜峰活动而起的“市场失败”之论，指出其立论前提只是逻辑真实而非实情。
诺奖得主阿罗认为发明专利权收费不易，需要政府援助发明研究；同时他还认为，专利权持有人收费就会在边际减少发明的使用，对社会无益。张五常又指其高论是坐在书房里演绎想当然。张五常调查过专利租用合约，其收费结构五花八门。他在文章里说：“我只知道收费的复杂性，却解释不了，阿罗显然连这复杂性也不知道”，言下之意是诘问：堂皇之论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用“共用品”理论解释灯塔，以证明何种物品和服务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张五常用科斯的调查却说明，经济学家关于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的“共用品”理论虽然精湛，然而却被张五常和科斯当作教训：“我们认为许多经济学者所要‘解释’的现像，都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是枉费心思”，“若不知道事实真相，就很难用理论去解释事实”（《卖桔者言》）。或许俩人在心底里就认为，离开真实世界观察，单靠数学逻辑演绎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惊人智慧，往往可能只是极其精炼的愚蠢。
张五常与科斯的论述，不用数学而用事例，用文字而不用符号。似乎与“主流”的差别仅是在表达形式上的，只要前提真实可靠可观察，怎样展开都可以。事实上，可能数学逻辑表达得更清晰和精确。开初，接触张五常及科斯，我以掮客之心度了智者之腹，以为二人如此行文是为了获得普遍传达性，同时也感觉到这种表达形式使经济研究成果更易于让人了解，从而也有利于大面积地提高人的经济理性。于是在办报中和与学人接触中也鼓吹如此说事论理。樊纲、汪丁丁、张军的散文集都描述过我“监工头”般形状。但后来我明白，张五常及科斯采取如此与“主流”不同的论述方式，意义要比表面看来深刻得多。
从真实世界出发，寻找真实约束，讲事例比数学难作弊得多，造假也不易，这种方式使整个研究过程都被真实世界约束着。尽管它的叙述可能没有数学表达的优点，易产生歧义甚至逻辑矛盾，但它却有着最大的优点--真实。一个真实事例里的现状与约束的关系，往往比数学模型里的这种关系更门户大开，更频繁地经受经验事实的冲击，而且相始终。张五常与科斯说事例，并不是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那种讲一个故事说明已知原理的那种经济学连环画，因为这种“经济学故事”并不给人新的信息，它只是让非专业人员了解这门学问，至多加深理解而已。而是指原理工具早已成竹在胸的学者，在敏锐发现现实中的“反常”、“费解”后，大胆假设或凭预感去猜测何以致此的现实约束，细心耐心调查现实约束的，以求新的发现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样式，然而今天我们都快将其视为“左道旁门”，归入“茶座”闲聊一类了。但真正好的这类研究，提供的真正知识，决不在所谓“主流”的数理模型之下。对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意外”、“反常”，“费解”之事大大多于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该如何分工呢？我认为，不看事例做模型，实在是比较优势的误置。我曾戏问一位编辑同行，你那本学术杂志发那么多文章，如果把数理模型拿掉，还剩点什么，会不会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如此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如此激励学人，自己眼睛看到的事都不以为然了，那份欲跻身国际学术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匪夷所思。
波普尔在《猜测与反驳》里试图给人类拥有的“最受尊敬的那一部分知识”（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科学定义，认为一种理论有无科学性的标识之一是敢不敢冒险，授人以柄，即说理论事把可观察的根据前题亮出来；而不是一个假说，一个因果关系里的前提或根据让人既无法说错也没法说对；让人无从检验，觉得可疑。张五常与科斯们讲事例是大胆授人以柄的，从真实世界的事例出发，又在其中调查约束，证明其发现；从前题到结论的整个过程既易于观察又容易证伪。就寻找真实世界的知识而言，说事例所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显然优于主流的数理模型。
只要不是把经济研究当游戏，当智力竞赛，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欲获得这个真实世界的真知灼见，便大可不必为比张五常使用数学多而得意洋洋，完全可以先将数学放到一边，先在真实世界里去为它找前提，去仔细勘察真实世界里的约束何在。得大要之后再干技术活儿也不迟。经济学若要解释现实世界形形色色费用成本的高低由来，以及“反常”，仗恃数学无济于事，只能万分耐心地观察事实，注意新的事实，因为它们中或许就有你踏破铁鞋所要寻觅的“约束”，它既可检验你的理论，还可启发新的假说。如此得来的学问就是真刀真枪了。
和香港大学其他学者赐稿一样，张五常每次传真本报的首页均是香港大学经济学院笺函。笺函抬头都有“格物致知”四个隶篆。我想，这恐怕是港大经济学院的“院训”；而且，我还有理由推测，是张五常自大洋彼岸归来受聘该院魁首时，对此是深抱认同的。
曾任北京大学掌门人的蔡元培，对“格物致知”四个字也别有心得。蔡元培是1892年殿试得中清末进士的。而在此之前的1883年，15岁的蔡元培参加浙江江阴县县试，中秀才的童试卷，论的即是格物致知：“随物而穷其理，随物而致其知也”。想必蔡元培于此之悟，深邃于其它，否则考官不会在其试卷上如此评语：“简洁名贵，滴滴归原。合观前几场，或优或劣，判若天涯，岂果文有一日之短长耶，抑不尽然耶”（《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能也正由于此，才有自由民主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滥觞。蔡元培当时显然已察觉“四书五经”等教条并不能规范天下之物，自然不能致穷天下之理。堂堂求知圣地，岂能自立菩萨自拜佛，划地为牢，局限心智，一切还是留待自由格物后再说吧。其实，牢人心智哪里仅仅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呢？一旦重染数学逻辑病狂，且又可让人浪得虚名，理智倒是诉诸理智，可真实世界又何处得见呢？如此经济学除了少数人把玩，谁又敢仗理行事而不怕步步踏空呢？
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度，加之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向来又没有机制上的“可计算性”，处理信息成本极高，于是大而化之由来久矣。国门渐开时，演绎的欧洲大陆哲学似曾相识，自然亲密拥抱。然而，在这世界真正得益的却是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为圭臬的英美国家（张五常关于“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的说法也有失粗率。强调“预感”，大胆假设没有错，但初始点还应是真实的经验事实。而这正是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的。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张五常一致，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前面还应有个弄准经验事实的前提。而这正是张五常毕生所追求的，那又为何要歧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尽管，如今英美国家也用数学的八股来“科举”国内外的士子，看你持器如何。但如果数学工具的痴迷替代了真实世界的观察，这实乃又是一次不幸的僭越。
如此情形，让刚从神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西方哲学史》）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经济学迎头撞上：神学，武断而又飘逸，但其宏阔无比无从证伪已让今人所不屑；但另一种束缚，却是理智且精致，无此经验难免中计，有此经验亦可能乐于中计。事实上，张五常科斯一类经济学家的叛逆和反抗也没有占到什么上风，并为此黯然神伤：“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了”（《佃农理论》）。严肃认真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目前似乎正而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按象牙塔之路、智力表演之路的要求装备自己；还是应中国实践之急需，照真实世界经世致用的要求来装备自己。两者皆有成本，每个人有着不同约束，所以选择不易（我把自己见过的十来个诺奖得主大致分为三类，尽管我没有资格，但我在此奉献点愚蠢博读者灿然一笑以抵读报之费用：第一类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他们实际上是统计学家和科学家，如克莱因、西蒙、福格尔、马克维茨等；第二类是经院主义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阿罗等，他们志趣和气质是贵族的，他们追求智慧精致逻辑完美及沉思的快乐，以至不愿意让真实世界的例外扫兴、倒胃口；第三类经济学家气质更象是平民，如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等，他们缺乏欣赏形式美的雅兴，更感兴趣在现实世界追逐隐秘的真实，捕猎约束。我想，诺奖得主如此形形色色是与偏好、禀赋及个人生活经历约束有关）。
同样是国际知名学者，杨小凯对张五常的惋惜很有意味：“张五常的企业理论虽然很有创见，但却是很少被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数学模型表达的……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就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 月第一版）。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仅就我对张五常的管窥，我以为早已学业满师下山到了真实世界的他，是不屑的。其一，他在美国已看多了数学的弄虚作假及学术场上的红尘烟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其二，他在真实世界“破案”成瘾，离却巫山不是云。
前两年我出国经港，两次蒙张五常之邀在其家听其用粤港普通话相告：“有两种真实，一种是数学逻辑里的真实，一种是真实世界的真实”。他自认为他和科斯是在后一种“真实”中活动的经济学家。然而英雄气短，狂傲的张五常也有悲从中来时，他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寂寞伤感悄泄：“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科斯的思想与我最相近。他不用数学，不谈逻辑，任何问题都先用预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信奉这后者的经济学者少，问题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学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发表文章不多，代价大，回报率也不高：科斯与我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际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数之不尽的文章没有机会写出来”（《佃农理论》）。倾听到此，我有些难过；脑海里浮现出这位已六十有几的老人去年不辞辛苦自费奔波于大陆座座学府的情景--苦心可鉴，哀心可鉴。对这位走遍天涯只关注“格物致知”，而不屑抄书造公式“穷理致知”的经济学浪人，对这位磊落使才慷慨任气而不介怀世俗成败的经济学侠客，我倒感到庆幸：多亏你没有效劳于那些洋八股和把门的差衙，没有泯灭羞耻去同享虚巧之乐；否则，我们又到何处去见识和领略这等智慧和超绝？?
三招两式：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旧事重提。
有一个人，销声匿迹久矣。尽管我与他从未谋面，而且互通电话也就那么一两次，但是我时不时就没来由想起他，对其他朋友讲起他。一年前，因事去浙江大学，我还向经济学院院长打听他的下落，才知道他从英国回来后，在杭州当了几年经理，现在又回到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当所长。
他叫刘吉瑞，是8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当年，他曾与吴敬琏先生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是一员骁勇的大将；与目前就任阁僚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齐名，同组为战友。他在1989年前后去英伦求学，大约在7 、8 年前，他从漫天大雾，只闻海啸鸥吟的普利茅斯寄来过几篇稿子给我。其中一篇文章很沮丧，说，在中国当一个经济学家比当一个木匠容易。
这一声叹息是令人震惊的。我感觉大抵也是当时的实情。但觉得绍兴擅刀笔，这位鲁迅家乡的人为文精准然而刻薄，易犯众怒，遂怏怏放弃（八年前，光明日报《文摘报》说我讲中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就引起风波，我还向关心我的好些前辈做了解释。其实，我讲的是像张五常那样能用散文做学术研究的人）。后来，见惯了成天招摇于电视报刊，危言耸听以邀名，不着边际就获利的那些气功大师和江湖术士们，才更多感受到了那一声叹息里的沧桑。
今天兴起的张五常谤誉，让我又想起了刘先生那篇文章讲到的一件事--虽然不雅--但可以为今天之情势传神微妙。刘先生说，西方经济学家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段彼此攻讦的情形：甲派倨傲地批评乙派，连一种做爱方式都不懂就乱搞一气；而乙派讽刺调侃甲派懂得48种方式，可就没碰过真人儿。当今中国经济研究界里“乱搞一气”的人，几乎可以在媒体天天见到，亦可在家家书店相逢，不奇怪；然而一些看似懂两种方式的人，指责无招胜有招的高手“乱搞一气”，倒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了。
有论者指斥张五常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过于自信，胡吹乱侃，证据之一就是张五常竟然跑到政治领域，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独裁方式搞改革，比用民主方式搞改革好。
我看不出这算什么胡言乱语。我不理解的倒是：这种批评似乎更应该出自像其他一类容易对西方式民主一厢情愿，浪漫昏聩的性情中人之口才是，为什么竟出自专司经济研究之人的口中？
事实上，张五常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民主理论、政府理论，以及为此所做的极具洞察力的发挥，正是他过人之处的又一卓绝表现；是一种不断要求增加其科学性的理论，对目前可资利用的事实的又一次试探性出击，主动迎受证伪。依我孤陋寡闻看，张五常这一发挥，让以往西方的民主理论、政府理论或多或少暴露出了其可疑，显露出了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不发达”。张五常这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出击，不是什么“过于自信”，倒是为社会科学谋求了些“发达”和科学。
在张五常的框架下，市场、民主、独裁是不带感情褒贬，不含价值判断的几种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的好恶，从本质上讲恐怕只有一点，即费用高低）。在某些情况下，市场的交易费用（非生产性费用）最高，民主次之，独裁的交易费用最低。
举一个不准确但似乎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出租车市场，每个驾驶员的技术既不可能是一样好，也不可能一样坏，总是参差不齐的；理论上，市场是可以准确区别定价的，不同的技术匹配不同的价格。但由于求取对称信息的辨识过程复杂，市场交易费用几乎可以说是无穷大，你不可能把全城出租车都乘完来获取信息；即使你有了充分信息，但在你打的时，你所钟情的司机也很难刚好就在你旁边。你就遇到了通常所谓的“市场失败”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就选择另外两种费用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民主或独裁。比如说民主，要把消费者代表和出租车司机代表遴选出来，把专家请来，集中在公用事业委员会讨论定价，最后投票表决；比如说独裁，就由公用事业委员会首长一锤定音，就这么着了，1 公里10元或12元钱。比较两种方式，民主较独裁费用高，但独裁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更大费用。再将二者与市场比较，虽然定价不如市场来得准确，但费用都较市场低。
张五常在下面一些约束条件下展开了自己的“民主与独裁”理论：其一，欲真心改革，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不发达国家，起步时面临的往往是行政权力覆盖整个经济的情况，许多决策得不到市价指引是题中应有之意，否则就无须改革；其二，欲获市价引导之经济，清晰界定的产权制度与平等自由交易的市场制度，是为全球经济发展史业已证明了的“单方独步”，是现成已知的；其三，在得不到市价指引的情形下，改革的资源配置方式只好在费用较低的民主或独裁两种方式中选择，独裁的费用比民主低，至少等价。张五常由此提出了重要一问：在权力集中，资源配置缺乏市价引导，但却有建立市场经济之国际现成经验的这些约束条件下，欲改革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以形成市价引导之经济，民主与独裁哪种方式费用最低？他告诉说，用独裁直接配置资源于产权制度创新与市场制度建设，以尽快形成市价，费用最低；而民主投票相对于已知的知识自显浪费与不经济，因为最高票数也否决不了日出东方和日落西山。有了产权、市场，自然形成市价；一旦资源基本由市场配置，受市价指引，民主与独裁这两种方式应对的畛域也自然廓清，它们活动局限在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事件和场合中，更有效地节约市场省不下来的费用。
张五常关于改革的“独裁与民主”的理论的解释力是强大的，对于我们理解印度、新加坡、香港、台湾、智利的经济发展，是一条好的线索。
印度不可谓不民主，但其国有企业成群，私企与政府勾连紧密，若不是因其班加罗尔最近的软件业崛起使经济有所改观外，缺乏市价指引的民主反使其获得了“印度之路”绰号，成了全球经济研究界概括说明贪污制度化情形的最常用词汇。
新加坡、香港、台湾、智利经济起飞时，没有人说它们是民主的。香港仅仅多了个媒体言论自由，而智利军政府在皮诺切特执政期，更是视民主如无物，邀请一群“哈佛小子”推行铁血市场化。但他们的产权是清楚的，交易是自由，是有市价的；资源主要由市价光天化日引导，独裁再错也影响有限。它们的经济发展，如今世人有目共睹。
凯恩斯讲过：“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更容易的学科吗？一门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天赋的罕见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曼昆《经济学原理》）。张五常算不算是一种“罕见结合”？注意一下张五常涉及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章，如《香港之谜》、《民主与市场》、《民主与交易费用》、《产权与民主》等，大都写在1983年至1984年间。那时候，中国的市场发育远远不及现在。回顾走过的历史，估算一下政府和百姓在其中所付的成本及所获的收益，再想想我们是否有资格批评这位经济学家。
如今重温总设计师邓小平那句“不争论”的告诫，遽然感觉伟人的深谋远虑，以及对社会费用的精准拿捏。他似乎讲的不是媒体该如何如何，恐怕讲的是改革决策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辩证法；讲的是欲获市场经济之基础，何种方式费用最低。
我以为，我们对张五常的批评可能冒失鲁莽了些，多少暴露出了一些我们经济学教育和学习的失败。否则，怎会欣赏不了张五常对价格理论的更一般化运用；怎会领略不了其对价格理论之重心--费用约束--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自如操纵呢？事实上，除开对张五常进行的大兵遇上秀才般的武断粗暴外，即使欣赏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有误解。对成本、交易费用概念使用最多、领悟也远在好些人之上的盛洪就说：“他（科斯）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张五常……科斯对中国的建议是：”共产党加产权‘。由于太简单了，这句话并不好理解。共产党，我想是指稳定的政治局面；产权就不用解释了，我想，不言而喻的是，产权是可以交易的“（《经济学精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5 月第一版）。”共产党“与”产权“是因果关系，在约束条件下，政府用总经理方式而不是用股东大会方式，去直接建立产权制度及使之能平等自由交易的市场制度，会大大节约交易费用。与”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无关。
想想中国经济研究界对自己同胞张五常的误解和不了解，不知有多少人会垂头丧气？
那么，张五常何以无招胜有招的呢？我以为他的秘决主要就是“两个一般化”。
第一个“一般化”就是把价格理论“进行到底”。在经济学的武库里，价格理论可能显得太朴素，不那么新式；成本收益分析太简单，不足以示新潮，不少人手里掂掂又另选了。孰知张五常拿起来就觉蛮合手，出门使开便呼爽。于是持此器径自奔向真实世界搜索“成本”、调查“约束”去了。以费用成本之简御现实之繁，满世界地寻找“成本”，观察形形色色“费用”的表现形式；却以散文形式姿意做广度横扫，将社会之林林总总“成本”厘清归类，拨块划堆，以让人开心地识别和辨认。张五常持价格理论之火器，几乎对任何事实都予以扫射开火，小到邓丽君，大到中国改革。西方学界争论“经济学帝国主义”问题，其实看看张五常所行之事，诺奖得主贝克尔也算小巫见大巫了。
将已知的经济学因果联系知识在真实世界做一般化应用，是经济学家经常性的工作；经济学家能否正确运用已有的知识，对真实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事例，反复处理表达，对国家、社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通常的制度资源配置者，并不是经济学家。
美国总统雇用几十名经济学家组成顾问委员会，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收政策，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形成劳动市场。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国会依靠国会预算办公室建议，该机构由经济学家组成。美联储……也雇佣了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来分析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曼昆《经济学原理》）。原因就在于，很迷惑人的真实世界需要分工出来一批经济学家，面临千变万化的浩繁现象，反复地处理和表达已知的因果关系，并说明哪些现象仍受哪些因果关系支配，给世人以提醒和告诫--注意：那人穿着裙子仍是个男人，那人刮了光头仍是女的；那人虽是男的或是女的，但可能做了变性手术，约束条件变了，费用成本相应会发生变化。格林斯潘就是一位干这种活儿多年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传教士。
而我国好些常年“值班”于社会的经济学家，大抵暴露出两种情形：一是不熟悉经济学已有的因果关系知识；二是熟悉的又视真实世界如无物，以为数学和逻辑里自有乾坤，事实上对哪种武器威力如何并不尽知。于是“值班”大多就是抒发感慨，一厢情愿，看着穿花衣服的都当女人，看着刮光头就当男人，不知费用成本在何处，和百姓龙门阵的区别就是语言晦涩似显斯文。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原因一二三，对策一二三”的似是而非的建议和奏折呢，那么多装神弄鬼的公式模型呢，这与科学的因果关系何干呢？前两年的粮改以及去年证券市场的国有股减持，成天出没于媒体的经济学家，不见有谁分析过国内外约束条件，可为这两项政策支付的费用却是以上千亿万亿计。五、六年前在京拜谒国家计委与中国证监会前高官，征求本报读者意见，两人都报怨学者不了解情况。我当时还反驳说，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了解各种资源情况，未必就了解费用是高是低，为何高为何低；未必就比经济学家还经济学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信息。比如，北京一教授最近告诉我，民航总局春节前开了个改革的会，局长在会上批评说：国家把资产委托给了我们经营，我们没有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却老去搞打折。我想，局长对中国空运市场的运行和资源情况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却没有正确的知识帮助他正确地理解“打折”，理解他所面临的市场，理解资产如何才能增值保值。然而当时我出门后也沮丧地想，如果那些严肃认真的学者--且丢开那些气功大师江湖术士不论--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而不是满足于武器展览，多了解些真实世界“约束”而不为纷繁现象所惑，我国资源配置情形又该如何呢？我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学教育情形又如何呢？我国的经济学家声誉是不是就少遭许多败坏呢？这种情形表明，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媒体，与经济研究及教育从业人员之间的“合约”出了问题，研究质量之低，证明费用之高。北大中国经研中心卢锋先生曾提出重新安排“合约”的建议，以在经研人员之间、教学人员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竞争。
张五常的第二个“一般化”，则是除了倾心持价格理论在广阔的真实世界做比别人更一般化的运用外，还将武器做过“一般化”的改良。他从不受诱惑滥用其它新式武器，既然你相信一个理论是科学的，你就不要朝三暮四，那样做的结果往往也得不偿失。除非你做学问就是想学点花拳绣腿当敲门砖。他将“不确定风险”、“道德风险”、“博弈”等全处理在了费用里，而将外部性处理在了“合约”里，就使手中的武器功能愈加完善，但却保持统一，火力甚猛，却让人感觉无招胜有招。他说，“太多的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了”，张五常前年甚至宣称他竟将科斯定律也“一般化”地处理了，说“我从中国发展的角度再看科斯定律，竟然发觉这定律是错了的”（《思想要像天马行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0年5 月增订版第一版）。张五常是性情中人，意兴正酣时，发现好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或无意享受如此快感，并没有直觉或领略到价格理论这种武器的全部力量，还在附近满头大汗、满额愁纹不得要领地搬弄武器，虚构约束前提，且还煞有介事地数学处理，模型造假，于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了让其他经济学家感到难堪的言论。
科思一九九四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有一段回答竟与张五常如今遭到抨击的“不读书”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从未学习过经济学类的课程，从没有。那使得我的思维不接受任何约束，十分自由。这是优势……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时，不是靠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什么。我愿意从一些问题着手，然后决定如何去分析这些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很显然，二人所谓的“不读书”并不是要人不去掌握武器，而是掌握娴熟一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够了；如果一件武器有如此威力，何必披挂太多，象仪仗队似的，负荷过重，增加征战的成本呢？由于此，张五常对武器展览，如博弈论等就啧有烦言，也有了对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的遗憾：有如此过人才华智慧干嘛去摆弄“超边际分析”呢，简直是滥用嘛；也有了“失传的价格理论”的哀鸣（见2001年8 月本报）。说来也是，哲学上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原则早有告诫：“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通俗点说，张三行，干嘛还找李四，乃至王麻子呢？当然，照杨小凯看来，倒真有“必要”换换工具。在他看来，古典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比现在的价格理论威力更大。只不过当时无法将其数学化，世无英雄遂使价格理论“竖子”成名。如今有了新的数学工具，实在有必要卷土重来一统天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 月第一版）。但究竟是因为数学工具的缘故，让价格理论浪得虚名，还是因为费用成本所致的适者生存，就不是我等“票友”所能置喙的了。
张五常对经济学因果联系知识、对价格理论的简化及一般化处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般的挥洒运用，以及用一手优美的散文而不是数学表达，这与他对“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的看法有关。
张五常说物理学是研究物的，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自然包括政府行为、利益集团行为、社会阶层行为等）；而研究说明人的行为要那么多数字，数学干什么？我于1992年在海南目睹过他与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冲突，他下来对我说邹是统计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由于张五常对经济学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认识，相应地对价格理论就做了简化，重心就落在了费用与人们之间的合约上。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合约，二人以上世界就有了合约，小到婚姻，大到国与国关系，短到一次买烟，长到终生雇佣；人与人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联系构成形形色色的“合约”（若不如斯，贝克尔摸到别人家里说两口子的事还得个诺贝尔奖就属荒诞）；而合约就有费用，所谓费用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费用。人总是在费用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如果比较两个经济，同样GDP ，净收益却多少不同，而问题的答案往往就须去合约里找。
人们之间的合约总是真实世界的事，不调查合约，就无从了解费用高低；而不了解费用，也就无法判定合约的效率及如何改善。张五常把这一过程叫“破案”。
张五常给我们描述过在芝加哥一个“天大寒，路如铁”的晚上，他与弗里德曼交谈，高手间过招的情形：行不到数十步……他一连串地问了好些问题，在十多分钟内把我多年想过的问题差不多全提出来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使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部想过，所以对答如流……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别的思想法门，所以快得像神龙见首不见尾……想了一夜，我意识到他的法门只有两招。其一是价格理论的重点，他简化后拿得很准。其二是有了理论为依归，他想时只向浅中求，用的全是普通常识……看人家弄魔术，觉得神乎其技，难以置信，但往往只是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简单法门。当年我对价格理论重点的操纵，不让弗老，得到他‘浅中求’的提点，自己也就变得有‘行雷闪电’之能“（《佃农理论》）。我1994年在旧金山采访弗里德曼，见弗老家中放着张五常的照片，而且谈到张很感自豪。可见张五常所言不虚。
张五常根据自己对经济学本质的领悟，简化了价格理论，在合约与费用之间，也的确用不着多少数字帮忙，也没有多少事拜托给数学。真神还需装神弄鬼吗？是骡子是马直接牵出来遛遛不就得了吗？
国际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又要数字又要数学（据张说目前又发生返朴归真变化），于是张五常在证明过自己在那方面亦不让人须眉后，便放任自己性情，操一手优美散文，径直研究起真实世界形形色色的合约来了，懒得理你那些装神弄鬼的事。他很自信：“在象牙塔里的学者似乎不明白，学术--就算是最深的学术--是可以普及的……以散文格式来写学术……可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港版《卖桔者言》）。张五常的散文，无论如何姿肆汪洋，大都恪守着科学研究的章法，隐含着一个完整的假说；大都既有现象，又有约束的猜想和调查，以及约束与现象间的推理。
艺高人得意：“学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道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同上）。
张五常的学术散文对于中国经济研究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意义，我想有三。
其一，他坚持在真实世界找学问，比仅从数学逻辑演绎来的知识更可靠，如此在真实世界的合约与费用间行走，并善于将其辨识分类，一般化处理，增大了发现新的因果关系的概率及理论创新的可能。布坎南、科斯、贝克尔就是分别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前人从来未解释过的政治、公司、婚姻合约而获诺奖的。目前，憧憬做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最上心的事，他们不讳言要去竞争诺贝尔奖了。我大致留意了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对获奖者的评语，获奖的人大致在两个方向，一是工具创新，二是在新类别的合约里发现新的可一般化的因果关系。我以为华裔经济学家中，分别最靠近这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杨小凯，一个是张五常。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对杨小凯的微言没有更多考虑到其知识资源及偏好的约束，杨小凯的数学相当好，且在用“超边际分析”整合其他理论过程中，对经济学武库里多种武器如数家珍，尽悉短长沿革，门门清。同样是国际知名学者的杨小凯教授也有他的治学成本收益观。他认为作一个发明武器的人比作一名运用武器的人合算。为此，他在北大短暂客座时曾给我聊起过。大意是，萨缪尔森就是一个大武器商，全世界大学已使用他的《经济学》有数十载，他至今的影响和源源不绝的版税，实在是世界经济学家中能在约束里追求最大化的顶尖高手。但是，经济学乃西学，是一门早已成熟的学科，以此忖度，杨小凯在工具创新方面获诺奖，胜算无多。除非像他预言的那样，他那本“新兴古典经济学”二三十年后在世界大行其道，替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成为全球教科书。而在新的因果关系发现这个方面，不确定性却很多。在这方面，哪怕你成天“搬运”武器，没日没夜追求创新也无济于事。它似乎是纯簌天成的事儿。它跟社会实践发展以及知识积累有关，科斯理论新发现的因果关系，几十年后才被人认识到可一般化，就是一例。但是，人若对真实世界的现象与约束间的因果关系，思考成自觉，一般化处理成自觉，尽管大多是异曲同工，倒是有了可能性，老在河边走就容易湿了鞋。林毅夫教授曾指出，改革的中国简直就是一座金矿。我想他指的就是其中有许多合约未被前人（国内外）调查研究、分类辨识，以及解释过；一旦某一类合约中蕴含的新的因果关系被发现，且能一般化于发展中国家，理论就创新了。弗里德曼1993年就曾在本报预测，中国经济学家获诺奖之可能，在于能否从理论上（我想指的是用合约变迁与费用的框架）把中国改革说清楚。张五常是把合约与费用间因果关系一般化的高手。如他所问“欲获市价引导之经济，民主与独裁配置改革资源哪个费用最低”，我不知道前去香港收集张五常中文作品的诺奖评委们是怎样评价这一问的。或许不如科斯“为什么会有企业”一问可一般化于世界，古往今来；但对欲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说来，我以为这一问石破天惊。
其二，张五常的散文与政府与国民的知识素养相匹配，由于又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学问，在现实中更能派上用场，更经世致用，容易将经济知识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其三，尽管以散文格式写学术，但他篇篇文章里都隐含着科学的假说及可证伪性，人的行为与约束之间都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因果联系。我想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如果为更多的中国经济学人掌握，恐怕那些内容空空如也，用数学模型装神弄鬼的魔术师们，以及那些把胸毛拍飞了的算命术士和气功师就有了失业之虞。
办经济学报纸，今年已满十个年头了。时有苦闷无趣挥之不去，“票友”十年，见多了气功表演术士算命，也见多了八卦掌西洋拳；看过似梁山水泊王伦一般喊“来来来”的人物，也见过现实中力拨垂柳的鲁智深（谁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那般躬行现实，在贵州偏僻山乡吃住行数月）。我不是有教养的斯文看客，看着看着就忘情，若干年来时不时在编者按里喊“因果关系”喊得嗓子冒烟，但大多来稿依然既不见猜测假设，也不见约束前提。想来怕是那些气功大师江湖术士在社会上太成功了；报纸要办，电视要播，老板官吏要风雅，反正有人买单付帐。如此低成本高收益的示范，自然诱惑人去不着边际地危言耸听于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记得前几年有天夜里很难受，给湖南朱锡庆教授的电话里说，我不办报纸了，要去做生意，或是写小说。但民以食为天，沉淀成本如斯自然难以脱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与科斯著作中译本的作者陈郁聊天，他说，我知道你想要张五常那样的作者，但是太难了。如今想来果是箴言，倘若当时懂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我可能就去杀猪当屠户，或干清扫下水道的活儿去了，还装这斯文作甚？
幸好也事有转机，从来稿中也见到一些像张五常那样思考问题的青年经济学人，让我终于熬过来。现在想来，所遇困顿也是正常的。春节，北京一教授对我盛赞他的学生如何如何了得。我于是讲了一个故事请他开学后让学生猜测假设：我出差全国，见各地中巴皆如狼似虎不守规矩。一日打的，前面中巴又骤然停车，险些与我们撞上。的士司机无奈摇盘另择路而行，边倒车边嘀咕“惹不起”。我问为何，他说中巴违规至多扣车一天即放行，说不定当天又上路营运了，他们把交警早搞掂了。我问，你干嘛不能搞掂交警？司机懒得理我。北京那教授与我各假设一种约束，说明为何中巴能搞掂交警而的士不行：其一，中巴运行线路通常较固定，而的士满城飞，的士若要求交通秩序约束下的载客最大化，靠贿赂交警成本高，得不偿失；而中巴由于路线固定则此法可行；其二，从交警角度看，对中巴与的士执法费用是不一样的，的士通常载人少，违规处罚阻力较小；而中巴载人较多，交警处罚停运，势必引发较大反弹，累人麻烦，如北京公交车不怕交警即是一例。我让北京这位教授让他的学生分析判定这两种约束中哪一种与现象更相关；有无新的约束能反驳此两种约束并替代掉它们；如果确定一种约束与现象确实相关后，这一因果关系如何一般化？
我对北京那位教授说，我期待你的学生的回答让本报的读者和编辑大开眼界；也期待你的学生挑战真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现象，猜测假设其约束条件，发现条条因果关系，显示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夜半抚今追昔，本报面临的约束远甚于任何报刊，守候十年，含辛茹苦，怆然惨淡，既不是等人算命，也不是为了看气功表演；既不是为了得几本经济学连环画，也不是为了欣赏那耍魔术般的故作高深。坦率说，是殷切于大大小小的“张五常”们垂至。
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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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2-01-07 夏业良 文汇报
笔者主要是希望在对“张五常热”的一片叫好声中插入一种不同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即便是张五常这样的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也有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产生误导作用。
近一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针对国内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和学术界内外的浮躁现象作出了严肃而有深度的批评。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发展与进步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从整体来看，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水平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一方面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经济学高级学位教育（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水准参差不齐，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实际上并不具备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因此绝大多数高校事实上无法开设与英美大学中经济学博士课程相近水准的高级微观、宏观和数量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掌握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不以为然，似乎只要掌握少数定理绝招就足以“通吃”或“包打天下”。
社会上不少方面对打着“经济学家”旗号的种种观点良莠不分，经常是“照单全收”，有些媒体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捧出一些甚至没有受过经济学基础训练的所谓“经济学家”，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是由新闻媒体册封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某些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的只言片语或者夹杂着个人感情色彩的非学术化表述也会被当作圣经一般受到顶礼膜拜。
“五常”与无常
如今张五常在大陆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不仅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第一人”，而且其做派颇有禅宗掌门人之势，室外弟子成群，言论著作漫天飞。问题在于张五常并非不学无术之辈，正是因为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曾经有过不俗表现，所以他的态度和言论才不能等闲视之，他的言过其实和时常偏激或极端的表述与说教才足以误导大批孜孜求学的在校学生。
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其理论体系之庞大繁杂，各种经济学分支与流派、方法论与分析工具都争先恐后、各不相让，已经远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时代。然而，张五常却试图以三招两式传授“真经”，以个人的主观判断和预测代替经验分析或实证手段，彻底否定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功用，夸大甚至神化需求定理的作用，将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当作绝对真理，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他人经济学水平高下的“试金石”。这就不得不令人困惑和反思了。
经济解释是可为而不可勉强之事，尤其是为了解释上的“经济”，而妄想使用三招两式就能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如果不是偷工减料，就一定是不自量力。当然张五常近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解释》并非他自己心目中的“经济解释”，所以目前正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经济解释”才是他集数十年学术功力的“封山之作”。据说这些连载的文章最终将汇集成册，读者们可能不久就会见到这第二本（也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解释》。
其实以张五常先生的学识和地位而言，本大可不必亲自赤膊上阵，一会儿“王婆卖瓜”，一会儿“料事如神”，把个好端端的资深学者形象硬是改变成喜欢自夸自，将自己装扮成具有远见卓识的超级大侠和在经济学世界中大闹天宫的“老顽童”。
以笔者之拙见，五常先生倒真是有“五常”行为：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如今又扬言其《经济解释》（此处指的是尚未出版的那本）已经超越斯密、马歇尔等人，无意中又将自己置于大师行列之中；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不知这算不算误导学生？五是常常以自己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俨然一个“事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张五常的具体言论笔者在《经济学家茶座》第七辑的文章中将有详细引证，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在张五常的言论中发现他的“无常”（矛盾）之处，比如说他所传授的经济秘笈有时是两招，有时却不知为何变成了三招。再比如说他自己常常自夸其预测的准确性，但他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知他今天是否仍然这样认为？
缺乏经验证据支撑的判断
张五常1996年曾经撰文认为，民主刺激更多的腐败，“在民主及投票制度下，腐败比专制制度下更可能泛滥和持久”。他还认为，“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身上蔓延，但在最上层官员中不存在。”“等级制有助于减少经济租金的消散。引入民主投票表决会破坏等级制，造成租金的大规模消散和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张五常之所以得出上述推断，据他自己说是来自对印度、台湾、韩国、泰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考察。但从他的文章来看，我们没有能够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经验证据来支撑他的判断。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许多方面的评论无法充分展开，充其量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批评，未必能够直指其谬误之要害。笔者主要是希望在对“张五常热”的一片叫好声中插入一种不同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即便是张五常这样的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也有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产生误导作用。此外，大家应当更多地把注意力或仰慕的眼光转移到目前正处于国际学术前沿领域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身上，比如钱颖一、杨小凯等来自中国大陆的杰出经济学家。这就好比我们是在为中国足球队鼓劲加油的拉拉队员，我们固然不应忘记已经下场的主力队员，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多地为仍在场上奋力拼搏的队员喝彩。（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posted by BFF @ 3: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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