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作用是认识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误解。

话说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学家
作者：梁小民　　来源：文汇报 　　发表日期: 2005-1-27
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约翰·罗

　　骗子经济学家约翰·罗


　　转型时期是骗子横行的时代，各国皆然。而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学骗子，当数18世纪的约翰·罗。他于1671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一个银行世家，14岁就进入自己家的银行任职，对银行业务，特别是信贷有浓厚的兴趣。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至荷兰。

　　他在荷兰潜心研究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制度，并于1700年出版了《建立贸易委员会的建议与理由》。三年后罗回到苏格兰，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即以低于地价的认购土地权吸引投资者，筹资建银行。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他到了法国巴黎。1715 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当时法国财政赤字严重，继位的皇子年仅七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是罗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的密友。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法国采用了罗的建议。1716年罗的通用银行成立，以法国王朝的信誉作为保证，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纸币，并进行票据贴现和存款业务。由于摄政王奥尔良的支持，法国政府不断宣布金属硬币对纸币贬值，加之罗控制了法国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发行适度货币，保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和可以用于交纳税收，并调整利率刺激经济。罗的事业一帆风顺，1718年通用银行改为皇家银行。这些成功使法国政府迷恋纸币，以便随心所欲印钞满足财政需求。纸币过度发行潜伏了金融危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历史上著名的骗局“密西西比计划”。

　　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该计划是由罗成立的西方公司获得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以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当时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前景美好，许多人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罗为了让股价维持在9000利弗尔，将之货币化，大量发行纸币。这引起了经济繁荣。奥尔良顺势大量发行纸币，到1720年5月初，发行的量已达26亿利弗尔，而金属硬币不足其半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悄悄把股票与纸币兑换为外币或金银，寄出国外。通货膨胀加剧，而密西西比开发也成泡影，股票很快就成为废纸。法国金融体系崩溃，1720年底罗逃走，1729年于贫病交加中死于威尼斯。

　　罗的骗术来自他对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他认为纸币本位制优于贵金属本位制，而合适的货币供给应该包括法定纸币、银行纸币和股票、证券。由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成本低，而且不受贵金属产量的限制，但纸币可以流通而不贬值的基础是信用——国家信用或私人银行可兑现的信用。可惜他后来违背了这个原则。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留下的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其博大精深为人们所折服。斯密是一位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

　　据各种资料所载，斯密的藏书约为2800卷。1790年他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继承，之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私人手中。在《国富论》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即便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全来自读书。但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的。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

　　1739年斯密在爱丁堡结识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他成了斯密终生的挚友，斯密的思想受休谟“人性论”影响甚大。1764年起斯密到法国旅行，与法国思想界代表人物伏尔泰、博物学家邦尼特等交往甚多。斯密能交这么多朋友与他的虚怀若谷有关，杰里米·边沁批评了斯密的最高利率观点，斯密接受了这个批评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亚当·斯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谜。一个是“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斯密注意到，水是生活必需品，对人的价值极高，但价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对人的价值并不高，但价值很高。这种矛盾现象，斯密没有作出解释。另一个是斯密著作中 “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但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从同情心出发论述并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不一致，被经济学界称为“斯密问题”。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已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解开了斯密的价值之谜。边际学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它所包含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是消费者从消费一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即消费该商品带来的满足或享受程度。尽管水是必需品，效用大，但其数量极多，价格低是正常的。钻石虽然效用不大，但数量远远少于需求，边际效用高。这种解释已在经济学中得到公认。另一个谜就不那么简单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即私欲与道德、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斯密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一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价格把利己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即实现利他；二是建立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机制，《道德情操论》即论述道德规范问题，只不过斯密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思想全都讲清楚而已。







魁奈


　　重农学派的中国情结


　　重农学派是继重商主义之后，在法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的形成以1756年其代表人物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为标志，到1776年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哥失去政府高官地位而结束。这个学派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重农主义倡导顺应自然秩序，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口号。他们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惟一产生剩余的部门，同时他们也重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重农学派有一个与其他经济学派不同的显著特点，那就是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极为向往。但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来过中国。17－18世纪，欧洲文化界都相当迷恋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发表过《中国新论》，伏尔泰根据中国的《赵氏孤儿》写成剧本《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把中国作为秩序良好的榜样。狄德罗亲自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条目。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都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自己也有欧洲孔子之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写成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并在该书中第一次系统说明了重农学派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以马克思的话说，杜尔哥是“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的代表。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所以当两名来自北京的留法学生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杜尔哥建议由政府出面使他们再留一年。杜尔哥的名著《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应这两个中国学生的要求而写的。此书成为中国学生撰著的《中国问题集》的“总序”。重农学派是打着封建招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中许多人出身于封建贵族并且是达官贵人，因此总打着封建招牌，把自己说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当然，理解重农学派中国情结的关键还在“重农”这两个字上。重农学派的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认为重商主义破坏了法国农业和经济，所以表现出了强烈的反重商主义倾向。




　　被误解的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1766－1838）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当好牧师之余勤奋研究经济学，著作颇丰，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许多问题。但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却一生清贫，被历代人批判。经济学也由于他而被卡莱尔称为“忧郁的科学”，这个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马尔萨斯清贫，这要怨他自己不善理财。然而他最大的不幸在于学术观点被歪曲，从而被各个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共同指责。马尔萨斯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人口论。人口论的错误在于把动物的繁殖规律用到人类，并且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以后的高出生低死亡，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低出生低死亡，这时低出生的原因更多是社会经济的。马尔萨斯正是生活在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相反，他是从对人类未来关心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当时人口剧增的确是社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尔萨斯严肃地正视问题，而且，其观点确有局部的真理性。从短期来说——这个短期也许是几十年——许多国家的确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贫穷，现在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还是如此。所以要在发展中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人、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最受指责的是对穷人的态度，说穷人不该来到世界上（在以后的《人口原理》中这些话删掉了），并反对修改济贫法给穷人盖房子等。这更使人产生许多误解，认为马尔萨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计划地减少人口。

　　也许是由于人口论的原因，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被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帽子，变得一无是处。其实马尔萨斯的许多观点比当时的人，包括李嘉图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有着更高明之处。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是重生产而轻消费，重供给而轻需求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理正是其体现。但马尔萨斯重视需求，他强调了非生产性消费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凯恩斯认识到马尔萨斯这种观点的意义，并受启发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承认他的理论来自马尔萨斯。





凯恩斯


　　凯恩斯与罗斯福


　　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经历了四年大萧条之后出任总统。在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等人的策划下，他实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政，其中心是政府举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罗斯福的做法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 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罗斯福的新政当时在国内尚受到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罗斯福甚为高兴。他们双方都颇有好感。

　　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访问美国，他由劳工部长珀金斯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珀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作了记载。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的这次会面正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作用是认识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误解。





熊彼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1883－1950）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后到英国游学。当熊彼特24岁时，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两人很快堕入情网而结婚。1907年，他与夫人到埃及开了律师事务所，熊彼特把女王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却使女王的收入翻了一番，显示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财能力。同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这使他成为欧洲经济学界的名人。1909年熊彼特回到奥地利，在格拉兹大学任教，并于1912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奠定他一生事业基础的创新理论。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包括：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不等于发明。一种发明只有应用于经济活动并成功时才能算是创新。创新者不是实验室的科学家，而是有胆识，敢于承担风险又有组织实干才能的企业家。熊彼特把创新视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它是来自内部的创造性的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如同生物界的突变一样，可以称为“产业突变”。在静态体系内，资本、人口、技术和生产组织都不变，竞争的结果价格等于成本，没有利润。这样的社会是停滞的。在动态社会里，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使成本低于价格而获利润。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

　　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熊彼特把茜芭送回英国，他们的婚姻事实上结束了。1918 年以后，熊彼特出任过私营皮达曼银行总裁，还到波恩大学任教，这是他学术事业的又一个高峰。1932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当教授。1937年与经济学家伊丽莎白·波蒂结婚。两年后，熊彼特出版了两大卷一千多页的《经济周期》一书，他在书中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原有均衡的破坏和向新的均衡的过渡，并不是什么社会灾难。创新普及之后赢利机会消失，在新的创新没有出现之前，就会由于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减少而引起衰退，直至另一次创新出现而再次繁荣。经济周期正是由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而形成的。熊彼特还阐述了创新的大小引起周期长短的原理，这对后人也很有启发。1950年熊彼特去世，他妻子替他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经济分析史》，这是熊彼特用了九年时间写成的书。他妻子还把他以前写的一些文章编辑成《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出版。





米塞斯


　　米塞斯与计划经济


　　奥国经济学家米塞斯（1881－1973），早在20世纪20－30 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中，早已预言了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其实米塞斯做出这种预言已经不止一次了。据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 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米塞斯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让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该书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并用这种理论解释经济周期。根据这种货币理论，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就会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将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倒闭当然就是迟早的事。米塞斯对计划经济失败的预言也绝非空穴来风。“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尽管仅仅是开始，但弊端已经暴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物资严重短缺。米塞斯看出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1922年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通称《社会主义论》）。与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近二十年，过了将近五十年之后才有了最终结论。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计划体制代替了市场调节。 “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体制必定资源配置失误，效率低下。而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人的理性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决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之下，这些分散的决策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

　　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





哈耶克


　　哈耶克与康德拉杰夫


　　在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学家被误解或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就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哈耶克的学术地位今天已是举世公认，但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却是有争议的人物。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崭露头角。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改变哈耶克命运的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却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哈耶克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也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但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研究他的学问。这样，直到1974年，他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于1992年去世。

　　康德拉杰夫则没有那么幸运。康德拉杰夫（1892－？）生活在俄国，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过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一百四十多年分为三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则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

　　摘自《话经济学人》，梁小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